A L I E N 3

□ CATS

【前言】

多年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对一些艺术作品，一些艺术家有深深的愧疚感————我曾经从他们那里收获了那么多，但却从未有机会向他们道声“谢谢”，也从未有机会能够为这些对我影响深远的作品做些什么。
那么，就从《Alien3》开始吧。

【A L I E N 3】

1986年《Aliens》问世，相隔六年后的1992年5月22日，《Alien3》终于与世人见面了。

这部制作成本高达五千万美元（《Aliens》的制作成本仅为不到两千万美元）的电影是“异形”系列的第三部，在当时看来是最后一部。这一以外星异形生物为题材的系列片是好莱坞讫今为止最成功，影响最大的怪物电影，而其中由大卫·芬奇执导的《Alien3》无疑是受人争议最大的一部。

众多评论一直倾向于将《Alien3》贬得一文不值，导演大卫·芬奇则一早公开宣布不承认其是自己的作品，一直到2003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异形四部曲》时仍然采取“不接受采访，不做评论音轨，不做导演版”的三不原则，可见《Alien3》作为自己的处女作品，它在大卫·芬奇心中划下了一道何等深切的疤痕。从纯电影的角度，《Alien3》即使不是所有四集中最突出的，也是最为与众不同的，虽然它也遵循了前两集的“人魔大战“这一基本模式，但观众却无法不感觉到异形主题只是一个幌子，它被利用来展示异形系列中前所未见的矛盾和末世心态；或者说，异形只是一条线索，用来把一场手法并不太高明的“说教”连接起来。在制片人掌管一切的美国电影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当然不会允许一个新手如此地锋芒毕露，在影片制作过程大加干涉最终与大卫·芬奇积怨也就在情理之中。尽管“作者电影”的概念在当年的好莱坞已经树立，尽管借助电影的表面题材大肆宣泄个人观念的美国电影人也不在少数，但人们依然无法接受仅仅拍摄过几部音乐录像带和广告的大卫·芬奇在《Alien3》中如此地离经叛道。

一个人的处女作往往能够显示出这位作者未经浸染的，最为纯正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当现在再回过头来看《Alien3》的时候，人们理应有足够冷静的头脑和眼光来评判大卫·芬奇的创作意图：当年的他确实野心勃勃，确实试图脱离怪物片的常规，因为务实的辨别力使他认识到“开天辟地的《ALIEN》必定永远垂名青史，向卡麦隆的《ALIENS》挑战那则是无比愚蠢的自杀行为”，所以他必须以其带有挑战性的“判逆”另辟新径。应该说，大卫·芬奇无意戏弄人们的期望值，也无意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对抗，他只是借用“异形”这一经典题材去探索一个他心目中的“英雄”的定义，以及以一个非同寻常的背景来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关于“英雄”的神话。

影片一开始，向人们展示的就是对上一集（《Aliens》）的战果的全盘否定————最顽强的小生命还没上战场就不幸溺水身亡，接下来人们就看到奠定了影片视觉和内容基调的场面：Ripley一边强忍悲痛一边迫使医生把小女孩的遗体剖开。和前两集体的塑造手法不同，影片中的Ellen Ripley不再是一个单薄的“铁女”形象，应该说，影片对“英雄”的重新构筑的最重要的手法正是贯穿于全片的对Ellen Ripley那种犹疑，恐惧，彷徨的描述。她在片中呈现出非常真实的人性本色，她在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状态下表现出真实可信的孤独，她在得知自己早已身陷绝境时同样企图用冷酷的外表和不怕死的虚假行为来掩饰她逃避的真实意图...这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丰满形象，相比以前的铁女形象自然更加令人信服也更加动人。影片刻意突现的Ellen Ripley与环境的极度不和谐以及众多男性角色的无能与她形成的鲜明反差进一步透射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也是大卫·芬奇所有电影作品中唯一的一次把女性摆放在如此崇高的位置）。

Ellen Ripley在大卫·芬奇眼中不仅是一位“真英雄”，而且是他心目中充满宿命感的悲情英雄————一个处于重重危机中，在无可改变的险恶环境中，在自身的恐惧和软弱中仍然不得不继续勇敢求索的弱势人物的化身。通观全片，Ellen Ripley是着墨最多，形象也最丰满的一个角色（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她并不是大卫·芬奇在《Alien3》一片中对“英雄”这一概念的完全解读，其更深层的揭示来自以Dillon为首的这一群囚徒。从影片的序幕人们知道，这是一群“天生杀人狂”，应该说，对这群“血统恶劣”的囚徒的揭示才是大卫·芬奇所要构筑的那个关于“英雄”概念的真正核心。影片不断地展示着这些人在重压之下所作出的种种选择，揭示着在表面特征（囚徒）下，甚至在深层特征（血统）之下，还掩盖着更深层的人性（影片同时也对宗教对人的“终极拯救”做了一番十分笨拙的说教）。从智商低下的狱管到从不撒谎的疯子，从害死过几十个病人的医生到憎恨强暴的杀人犯...无不英勇无畏，疾恶如仇。当真相大白时，人们终于可以发现恶劣的血统并不是这些囚徒的极限，在完全不同的人物最深处，是完全相同的人性————在千钧一发之时，每个人都愿意为了全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原以为险恶的人原来才是真正的“英雄”。

《Alien3》一片中“异形”的角色隐喻也令人无法忽视————它不仅仅是一个危机的象征，它更代表着一种无比强大的，来自上天的力量和一种根本不为人所能预知的未来。丑陋恐怖的异形的诞生却伴随着庄严肃穆的葬礼和意味深长的诗歌；危机似乎已经过去异形却突然从滚烫的熔铅中一跃而起；刻意舍弃“轴线定律”使那场人魔追逐大战中观众根本无法得知异形如何在数条隧道里神出鬼没...它打不死，躲不开，似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随时随地可能出现，令人防不胜防，让片中人物和观众一起陷入极度的困惑恐惧中...从塑造“异形”一角的种种手法中不难发现大卫·芬奇其实怀着无比敬畏的情感在里，这一角色实质上反映了大卫·芬奇心灵深处对“绝对权威”所怀的莫可名状的敬畏，换言之，“异形”在大卫·芬奇的眼里几乎是某位“神”的化身。

至此，从这些充满尖锐矛盾的人物身上，我们已不仅仅可以看到一个被重新定义的“英雄”形象，而且也不难读出那个半隐半现在“英雄”身后的大卫·芬奇了。虽然人们对这位后来被誉为“鬼才”的导演的过去知之甚少，但从他为数不少的电影作品中，要大致推测出他的整个价值观念体系及其根源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大卫·芬奇所有的电影作品都带有明显的说教色彩，说教的内容也相当不正统，但却从未出现过非常明显尖锐的锋芒指向；

他藐视宗教，强调竞争和原则，但他却信奉权威，信奉血统和出身的优越性，也带有轻微的种族歧视倾向；

他是个颇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辨别力是复杂和务实的，但他却无法掩饰一种其实没有缘由的天真幻想；

他对现实持总体的悲观态度，他的世界整体趋向于毁灭，但他却不象许多激进分子那样迫不及待地宣称要“打倒一切！”在他看来那是愚蠢和无果的幼稚行为，他选择了以“智慧”来求生存的道路...

大卫·芬奇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强烈右倾的，他是现代少数几个探索人类阴暗面而不求助于传统的心理学和道德说教的美国电影导演之一，但还有一样东西和他的右倾思想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大卫·芬奇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注。毫无疑问，大卫·芬奇对弱势群体抱有明显的歧视态度（特别是后期的电影作品），但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他时常流露出真诚的同情和殷切的期望。这或许是一个尚处于成长期的阶段，也是大卫·芬奇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众多矛盾中最为飘摇不定的地方。

纵而观之，大卫·芬奇自己就是一个在彷徨和犹疑中不断求索的弱势人物————一个在社会的中下层苦苦挣扎却同时具备典型道学家的自命不凡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在《Alien3》乃至其后的所有电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都折射着自己彷徨于世俗之间的痛苦，所以大卫·芬奇永远从一种“低视点”的复杂角度来试图解读这个世界，所以他的电影作品中永远包含着种种尖锐的自相矛盾，他对他镜头下的角色尤其是弱势群体永远胸怀亦爱亦恨的复杂情感。

《Alien3》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对传统的“漫画式英雄”的消解，《Alien3》的核心在于大卫·芬奇从自我的生活感受出发，重新铸造一个关于“英雄”的现代传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lien3》这部处女作同时也是大卫·芬奇的关于“理想英雄主义”的最后作品，在其后的作品中，他似乎更热衷于塑造怪胎式的英雄。在《七宗罪》中，他描绘过一个既疾恶如仇又杀人不眨眼的狂热宗教分子；在《搏击会》中，他又展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流氓以及创造这一“英雄”的美国文化中的残暴和野蛮...毫无疑问，这些“英雄”的诞生同时附带着大卫·芬奇对现实尤其是对现实中的“弱势群体”的失望甚至绝望，这从他后来拍摄的《战栗空间》中对小人物的毫不遮掩的冷嘲热讽可以明显感受到。但在拍摄《Alien3》时，大卫·芬奇显然还没有放弃他的近乎天真的殷切期望，他饱含热情地试图从宗教和对人性单纯的信心中去寻求一种可以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英雄主义”。尽管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百般干涉，大卫·芬奇终于还是以《Alien3》中Ellen Ripley殉道般的自焚最终成功地，也是唯一一次地重筑了符合他理想的“英雄”形象。

《Alien3》的魅力和独特之处主要得力于剧作和Sigourney Weaver的表演，但大卫·芬奇富有特征意义的导演手法不容忽视。影片的艺术风格上表现出了大卫·芬奇特有的风格和手法，他对光影的敏感，对黑暗的展示，对节奏的出色把握，刚劲有力的影像风格以及非常动人的镜头运动都在本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创作出了许多极富魅力的段落。

在全片中仅仅使用了一次的“平行剪辑”手法取得了重大效果：“葬礼”段落是全片的第一个幕高潮，同时穿插着异形的诞生，但这组“平行剪辑”不是众所周知的强调同步性的剪辑手法，而是互相进行对照而最终产生一种奇特的注解：隐喻性及画面气氛的营造相结合，既与人物的心理历程相吻合，也使两个本毫不相干的事件都产生了崭新的意义。其节奏把握极佳，在动与静，行与止之间取得了非凡的平衡。
与之相对应的段落是影片最后Ellen Ripley惊鸿一跃的段落，它被展露得令人心颤————Ripley始终都没有放弃求生的愿望，但在阴谋的强大攻势下她走投无路。片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此时再度出现，似乎预示着悲剧的即将发生，但人们仍然觉得有一丝生机尚存...当人们从虚焦逐渐看清ELLEN RIPLEY张开的双臂和渐渐失去平衡的身躯，人们才真正地意识到绝望的降临————伴随着低沉阴郁的弦乐，Ellen Ripley象一个倾倒的巨大十字架，去拥抱炽热的死亡...当人们还来不及从刚刚降临的绝望中晃过神来，最后的险恶才伴随着整部影片的高潮突然降临...她体内的异形破体而出，Ripley本已张开的双臂死死按住怀中刚刚诞生的异形，拥抱着最后的邪恶一起投身火海。这是一段给人以强烈感情冲击的镜头，异形最后的嚎叫被放大到人耳可以承受的极限，一直在暗处博动的低音弦乐突然被尖锐的小提琴声取而代之，强烈的金属质感和小提琴的高亢音色浑然一体，配合着不着痕迹地转化成为MTV风格的超现实画面...自如娴熟的蒙太奇处理在听觉和视觉上都形成了强烈的积累效果，极富感染力。

尽管大卫·芬奇有“坏孩子”的绰号，但他并不是一个先锋派导演。
客观地说，如同他藐视宗教却无法不敬畏权威一样，他在电影艺术上的探索（包括形式和内容）所能达到的深度其实非常有限。至今为止，大卫·芬奇从未带给电影艺术任何新的东西。当然，以“是否标新立异”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华是吹毛求疪，对待作品也不应该象过去领会的那样，由“大胆”和“新颖”的程度加以衡量，而是应该由作品的内在逻辑和需要，它的人性和它的表现力的程度来加以衡量。从这个角度，即使是尚显天真的《Alien3》也是非常出色的电影作品。

从《Alien3》至今，大卫·芬奇电影作品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十分宽广大胆的，但浓度上却愈加稠密了；他的作品尽管有外在的保守，却难以否定大卫·芬奇的电影作品与人们心灵的牢固内在联系————他有一种和银幕内外的人们共生活共感受的特殊资质，这是一位“平民导演”的本能，也是如今的电影界或许十分缺乏的一种资质。现在的人们或许很难理解当年的人们对《Alien3》的“不合时宜”和“离经叛道”的诋毁，然而，只要回想以下事实，上述种种就很好理解了：《Alien3》诞生的年代正值恐怖科幻电影风靡一时，观众唯一期待的只是从中得到感官的宣泄。大卫·芬奇意欲为《Alien3》所加上的带有悲剧色彩的绝境力量，对于人性孤独和无力的艺术性而非商业性刻画必然使他自己成为嘲讽“未来的电影”的人们的攻击对象。这是个人和时代的冲突，只是一种历史造成的无奈。时间已经证明了大卫·芬奇始终把镜头对准人性的阴暗面不仅适合他的电影，也适合他的电影艺术的发展方向，它是质朴和稳妥的。在大卫·芬奇叛逆的外表下跳动着的是一颗悲人悯天的心，人们应该试图从大卫·芬奇电影的内部发现其真正的涵义，《Alien3》也理应得到它应得的尊重。

《Alien3》当然没有成为大卫·芬奇电影生涯中的颠峰之作，但在他的创作历程中，这部作品无疑应该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然而，大卫·芬奇却至今不愿意承认其是自己的作品，这里面固然有不为人所知的复杂前因后果，但有一些真相仍然是人们所能够窥见的：2003年发行《异形四部曲》时因为大卫·芬奇拒绝合作，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工作人员便以原有的素材自己拼装了一个“《Alien3》特别版”，据说它比较吻合大卫·芬奇的原本构思。

观看特别版是种令人得益匪浅的体验————因为可以一窥影片大部分原始素材的面貌，最终公映版本的演化过程以及大卫·芬奇原本的一些思路。虽然在《异形四部曲》的评论音轨中众多幕后人员都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后期加工”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大卫·芬奇在影片公映前丧失了监督后期制作的权利），但特别版所展示出的内容却令人难于对幕后人员对大卫·芬奇的赞美产生共鸣。

比如：剧场版的大量低机位的镜头使人无法一目了然，除了“日月齐齐生辉”的镜头十分令人印象深刻外根本无法窥知那个星球究竟是什么面貌，但大卫·芬奇原先拍摄的许多俯视镜头，大全景镜头，鸟瞰镜头...使这个遥远星球的神秘感荡然无存；大堆大堆的祈祷和宗教活动的表现显得十分多余，即使是第一次出现的祈祷场面在客观上也削弱了真正的领袖人物Dillon的威慑力；而表现异形诞生的过程则显得有些异想天开...等等。大卫·芬奇原先的构思有许多细节上欠妥的地方，作品的内在逻辑不足，充满着一厢情愿的说教，几乎所有角色的表现能力都显得薄弱，整部电影散发着自说自话的稚嫩气息，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客观地说，当年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确实已经从原有的素材中挑选出了最理想的部分，向公众交出了一份最理想的答卷。他们对影片的改造是正面的也是理智的，而大卫·芬奇很可能因为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积怨，再加上自己的过度自负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做怪最终导致看不到真相，对公映版本的《ALIEN3》作出了长达十几年的错误判断。从这个角度，其实美国电影界的“制片人制度”对于年青的导演来说，虽然很难在作品中“随心所欲”，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横加干涉”的公映版本《ALIEN3》却仍然全面地反映了导演的个人特征，甚至比“原始构思版”具有更强烈的大卫·芬奇的个人标记，公映版本的《ALIEN3》的几乎所有艺术手法巨微无遗都在大卫·芬奇后期的电影作品中得到了延续。这一点确实令人十分费解。

我曾经异想天开地猜测：是否是因为大卫·芬奇在观看了公映版本《ALIEN3》后被“震撼”了，然后觉得自己确实不够资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导演”一栏里（我确实目睹过类似的事例）却怯于承认于是美其名曰“拒绝承认”？当然，这也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不管大卫·芬奇如今如何看待自己的这部处女作，《ALIEN3》都成就了今天的大卫·芬奇。

2007.3.6

2002年6月底，我向移民局提交了移民申請，填寫I-130表，類別為永久居民配偶移民，並附上130美元的支票。8月份收到移民局的收據，10月份收到移民局的正式受理的通知，聲稱“將會在815到825天之內開始處理”我的案子，然後杳無音訊。

在移民局提到的時間期間，我曾打電話到移民局詢問案子，答案千篇一律，沒有任何幫助。到了2005年4月27日，又有了移民局的消息，說是我的申請轉到了三藩市地方移民局，並提供了聯絡方式和位址。在請教了專業人士後，他們說有些不尋常，一般類似的案子都是在LAGUNA NIGUEL處理（美國公民歸化局加州辦事處），轉到地方就是有80%可能要和我面談，換言之，他們有理由懷疑我的申請或其他方面有問題，而且一旦進入面談程式，將會遠遠超出常規的申請期限，他們要我做好準備。

接下來的那段時間，是最沒有方向的階段。三藩市移民局離我工作地方不遠，去詢問關於我案子的情況，除了能確認有關材料在他們手中外一無所獲，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整個2006年，移民排期進展緩慢，甚至還發生了移民排期倒退的情況（具體日期不記得了），其中F2A的排期從2002年3月倒退到了1999年，原來以為即將熬出生天，頓時又變的遙遙無期，加上面談的消息始終沒有來，這段日子實在可以用“心如焦碳”來形容。

為了能夠從專業角度瞭解情況，同時也為面談做準備，我請了個律師，為我的案子進行跟進，當時主要的目標就是想確定面談的日期。移民律師每兩周都會和移民官員會面，除了例行的訊息發佈外，還可以針對個人的案子進行諮詢，所以我也和律師經常頻繁地通話，期待案子有進一步的進展，但效果不彰，對移民排期的實際情況倒有了些瞭解（有些細節在後面再詳述）。

2006年10月，我從上海探親回來，律師方面也沒有更新的消息，於是準備入籍申請，轉機的出現突如其來。2007年1月初，我在毫無徵兆的狀態下突然收到NVC（國家簽證中心）的來信，要求支付70美元的AFFIDAVIT OF SUPPORT FEE，還有附帶給我太太簽署的授權我處理所有檔和相關事宜的授權書，即DS-3032表，同時提供了“廣州號碼”GUZXXXXX（注意，這個號碼是開始進入程式後就有的）。

這著實讓人喜出望外，表明原來一直在擔心的面談已經取消；案子已經進入操作程式；最後，讓你付錢說明步驟有加快的可能。我在第一時間把消息通知了我太太，然後把授權書傳真了過去，她填好後也立即傳了回來，都想盡可能地抓緊時間，畢竟我們分開的已經太久了。

在按照來信的要求準備好一切寄回NVC後，2月初，NVC又來信要求出具I-864經濟擔保，並支付380美元的簽證手續費。這時候律師的用處就有了，現在表格都是從網上下載，律師也是熟門熟路，我剛跟他一說，他只是說讓我把前一年的稅表傳真給他就行了。然後他全部搞定後打電話給我，彼此面對面簽了字，然後複印留底，裝進信封付郵。

到了3月份，DS-230 PART 1收到，主要是個人和家庭成員的資訊，沒有什麼特別的了，填完表就寄走了。後來多了個插曲，不知道是郵政系統的錯漏還是NVC的運作不當，他們可能沒有收到我們的表格，因為我後來又收到一封信，說是“沒有收到你們的表格……有日期限制，如果在幾月幾日前不寄出……”云云，著實嚇出一身冷汗，趕緊將備份表格寄出，算是有驚無險。

按照正常的情況，接下來就是等NVC的處理，包括檔存檔和背景調查等等，然後在120天內將材料轉到廣州，我太太在網上看到的消息是到廣州後還要等待排期，排期到了以後會在120天內通知面談，也就是拿到傳說中的“P4”。如果這樣計算的話，即使一切順利，我們至少也還有等上差不多一年，還必須在排期情況穩定的前提下。2007年4月，我入了美國國籍，立即將公民證的影本寄到了NVC，要求將F2A的簽證類別改成IR1。信發出去後一個月，我和國務院接待處通了電話，詢問我的案子進展，瞭解到的情況是我的案子還在處理中，有關背景調查的部分沒有完成，但我申請的類別已經更改成了IR1，算是喜憂參半，不過那位接待人員說，應該在三個星期內會把材料轉到廣州。

三個星期後，我和我太太分頭從美國和上海和廣州簽證中心聯繫，我這裏先是在簽證中心的網站上填表，遞出去後馬上就有了回復，剛想誇獎他們工作效率比我想像的要高，卻發現回信內容是無法根據電子郵件位址確定是我本人，要求我另外用傳真或電話和他們聯繫，著實讓我哭笑不得，讓我體會到了“網路實名制”的重要性。於是我太太用電話和廣州聯繫，接待人員說是沒有收到我們的材料的記錄，其他一概不知，我太太的心又懸了起來。我依然不死心，電子郵件和傳真（公民證影本）並舉，前者回復照舊，後者石沉大海。（後來知道自己搞錯了）。

然後我再次和美國國務院通了電話，被告知材料已經發往廣州，我在美國的運作和手續已經全部完成，並且他們還說，按照我目前的申請類別（IR1），到了廣州後不用再等，直接就會安排面談。這倒是個好消息，後來的事情就變的簡單了。8月中我太太收到了P4，9月26日，通過廣州的親屬移民簽證。

之所以回這樣說，是因為我和CATS的友誼就是在一次次的論戰，一次次的說服和被說服的角力中慢慢滋長起來的。

名義上，我是他的老師，但其實他是“帶藝投師”的，就繪畫技巧本身我根本就不可能教他什麼東西。僅僅因為CATS所喜歡的動畫和電影我比他早接觸了些時日，於是大言不慚了很久，但我清楚，終究他的成就一定在我之上，事實證明我沒有看錯。

難得的在於我們的分歧有時實在不可調和，但也居然維持了這麼久的歲月，粗算一下，彼此相識、相處到相交差不多已經有了8年。承蒙他的信任，他在創作方面的問題和心得經常和我探討，相談甚歡，我們曾創下過一個越洋電話打3小時的記錄！

作為一個孤高、自負的人，CATS不太為人所理解，甚至我和他的相得也讓很多身邊的朋友不解。我不是什麼“慧眼識人”，但他做事的執著、對未來的自信以及不隨俗流的個性我很欣賞，或者說，這些特質正是我所欠缺的，很難得。不過後遺症就是，我們8年前談論的話題，如今依然在繼續。

上次我們在MSN上提到，我們之間的角色開始有些轉變，早年我們初識時，他是個虔誠的信徒，而我是個無神論者；如今他開始懷疑一切，而我卻在向神的國度靠近，估計這個話題也會維持很久，從最近他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經管還沒有定論，但至少文筆語氣裏顯現出略微的摸棱兩可，所以估計最近又會有一次越洋電話，每次這樣的學術探討都會讓我心情愉快，這是不是不成熟的表現？開個玩笑。

今年的奧斯卡重頭戲沒有看到，深夜時電視裏還在重播實況，補了補課，不料大跌眼鏡：美國版《無間道》居然奪得分量最重的兩個大獎，實在是意外。

馬丁·斯科西斯白髮依然，精神矍鑠，當時“新好萊塢電影”的幾位主將，他算是變化最小的。電視上的他笑容滿面，由衷的高興溢於言表，而我看到的則是一縷壓抑不住的悲哀。

我這一代的電影“粉絲”，早年不一定看過《星球大戰》，但一定會去找《計程車司機》。欣克裏對雷根的那一槍，讓我們認識了Jodie Foster，同時通過“龐克頭”Robert De Niro不知不覺地消化了一代巨匠對社會人生的體味和感悟，至今依然餘韻嫋繞。

從Taxi Driver (1976) 開始，斯科西斯總體而言品質穩定，略微一兩次失手無損於他的成就，New York, New York (1977)，80年的《憤怒的公牛》Raging Bull  如橫空出世，影響了一代人。進入90年代，Goodfellas (1990)、Cape Fear (1991) 、The Age of Innocence (1993) 、Casino (1995)依然讓人們看到未老的寶刀。

然而，屢次與美國電影最高成就的奧斯卡失之交臂，也許讓斯科西斯心理失衡的同時也失去了耐心，於是在電光幻影間沖獎而去的痕跡越來越不加遮掩，近年的《紐約黑幫》和《飛行家》似乎志在必得仍鎩羽而歸，令人沮喪。  

老人的堅持固然令人敬佩，但作為已經在電影名人堂佔據一席之地的“無冕之王”，真的就那麼需要一個“小人頭”來滿足自己嗎？平心而論，與他早期作品相比，斯科西斯已然不復水準，這次的獎項與其說是對美國版《無間道》的褒揚，還不如說是對斯科西斯電影成就的肯定，然而似乎錯過了最好的時機。美國電影學院的老爺似乎也感到了驚慌，斯科西斯未能登頂早就被各方詬病，眼見著他水準的下滑，“送獎”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好不容易有了這根救命的稻草，於是乎，最不需要名分的人得到了一個此時最不應該擁有的名分，最權威的機構成功地造就了一段最經典的笑話。

我甚至異想天開地想斯科西斯會不會拒絕獎項，全然忘記我只是在看重播，在看一段已經發生過的歷史。其實我大可不必這麼超然，因為無人能夠免俗。遲到的肯定終究也是肯定，自有其價值所在，我只希望類似的遺憾盡可能少一些，讓Martin Scorsese 面對Martin Scorsese的時候，不至於太尷尬。

天涯共此時，即使在沒有全球化的時候，國人們就已然在歡度這一說不清緣由的節日了。

 進入二月份，上海的小資報章《一周》和《導報》關於情人節的內容自然少不了，經常出現的關鍵字應該是“玫瑰”、“巧克力”、“燭光”、“套餐”、“浪漫”以及包含若干“九”乃至逼近“9999”老廟金的“天價”價目表，幾乎構成了情人節的全部。

 消費時代，即使當了凱子，也都是異口同聲地說“不冤”，因為不會有人同情。上海灘的十裏洋場，餘韻尤存，永遠不缺凱子，“沖頭”從來就是斬不完的。

 我和淩十年感情長跑中，似乎鮮有過情人節的記憶。之所以如此當然有不做“沖頭”的考慮，但僅僅歸結於此，或象有人覺得是情感成熟後的實際，都不足以涵蓋這一舉動本身。情人一年才一度節日，是不是太寂寞了？

還在上海時，說來慚愧，我和淩住家相距不過3公里，仍是聚少離多，當時看來理由十足，如今則不過多了笑話的本錢，個中緣由不再細述，而淩自是平添諸多委屈，如今我們大洋相隔，離散經年，心中也更是不安。

 不管如何，我們有屬於自己的回憶，有在鬧中取靜的街道上散步，在“蔓延”裏喝著同一杯裏的雞尾酒，在雪山上享受冰凍的樂趣，也一起欣賞過海邊的第一縷陽光。從屬於彼此間的感覺很美好，永遠沒有足夠的時候，換言之，感情的相濡以沫，說的竟是一生的功課。

 小時候聽〈牽手〉，把它當情歌，長大成人後，方才體會出內裏的蒼涼，於是在一些公園草坪上，每當看到那些已有鬢霜且成對的老人，滿臉微笑著沐浴著加州的陽光，總是心存感動。因為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正是我所渴望的未來。長別離所帶來的缺憾，將有足夠的時間來彌補。

 2月14日，天邊的第一絲陽光升起，五彩繽紛的彩帶和包裝被一個又一個的打開，空氣中彌漫著巧克力的甜香，濃的化不開，跟隨著太陽，從一個城鎮飄向另一個城鎮，情人們的笑容被禮物撐起，有些人可能還得到不止一份。可是誰會在乎？也許他（她）本身送出的也不止一份，大家在心照不宣的共同完成“情人節”的遊戲，神話就是這樣得以延續。

 總有些夫子跳出來煞風景，其實只是一個樂子，用雨果的話來說，“一年僅此一次”。所以何妨輕鬆些。讓夫子出一下場，故事也就更圓滿了。

 沒有“情人”，但要“有情人”。

 所以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Shawshank Redemption, The沙申克的救贖
又名：刺激1995

導演：FRANK DARABONT
演員：TIM ROBBINS、MORGAN FREEMAN、BOB GUNTON、WILLIAM SADLER
1994

    關於監獄黑幕的電影已如恒河沙數，從早期的《我是越獄犯》，中期的《布魯貝克》、《午夜快車》，以及上世紀末期的《一級謀殺》，民主制度下的司法體制弊端暴露無疑，（除《午夜快車》故事背景在土耳其外，其餘均在美國。）改編自通俗小說的《沙申克的救贖》企圖在深層結構中進一步探討這種現象，顯然力有不逮。斯蒂芬•金的小說向來以氛圍和人物描寫最為擅長，以此為主線來展開故事，為影片的風格定下了基調。

整部影片的內核其實就是所謂“體制化”對人性的摧殘。面對體制，人的選擇無非幾種：一是試圖去改變體制，但其邊際成本不是人人都能支付的，甚至不僅僅是生命；另一種則是適應體制，最終成為體制的一部份，雖能頤養天年，然全無個性色彩；還有就是回避體制，無欲則剛，自得其樂。凡此種種，很難說優劣，關鍵在於你至少還有選擇的餘地。然而在無從選擇的狀況下，不同的性格則能將你生死立判。類似于叢林的生存法則，殘酷而又有效。對於很多人而言，面對近數十年體制化生活，自由已經變得異常空洞，“報告了40年，不報告一滴也尿不出來！”就是自由的現實和代價。顯然TIM ROBBINS是善於變通的，他跳出了所有的法則：利用體制！先是運用專業知識確立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並在此基礎上改善難友的生存空間，最後利用“體制盲點”顛覆體制的象徵物——監獄，當然自己也獲得了新生。
    情節部分的高潮迭起自不待言，幾位主角的出色發揮、深沉渾厚的旁白都是影片的亮點。影片用戲劇化的人物推演了一個戲劇化的故事。然而“戲劇化人物”背後的性格特徵鮮明異常，從TIM ROBBINS入獄當天就讓MORGAN FREEMAN輸香煙開始，文弱書生的抗爭就已經拉開序幕，直到最後沖出樊籬，人物的表現特徵和故事交織在一起，如同剝洋蔥一般，層次遞進，高潮戲則是“費加羅婚禮”，將TIM ROBBINS外秀內剛的特徵充分顯露，尤為點睛。有一個段落讓我極其難忘，他的難友們在屋頂上喝他“掙”來啤酒時，落日餘暉斜照，TIM ROBBINS在邊上看著，露出似笑非笑的複雜表情。MORGAN FREEMAN的旁白：“……他在品嘗自由的滋味……”，那一刻，我對自由的涵義又有了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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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螞蟻的竭力推薦下買了這部電影的DVD。

螞蟻說：“多看幾遍。”
受人誤導，觀賞時幾乎一直等著看他“越獄”，結果關於“自由”什麼特別感覺都沒有，好象還不如《驚世未了緣》裏面的“FERRDOM————”。
打動我的根本不是“自由”，而是其他的。

我都忘記了他究竟挖了多少年？二十年？好象是。

二十年的蓄謀只依賴一張紙的海報來掩蓋，二十年的逃生希望全在一本〈聖經〉的凹槽裏。只要一秒鐘，哪怕是最後一秒鐘監獄長的隨便一瞥就可以使這個堅持了二十年的計畫全盤泡湯。隨之而來的將是致命的“完全絕望”。他不可能有第二次機會了。
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個逃亡計畫，TIM ROBBINS能否在這個監獄裏繼續“顛覆體制”。人有時要求很低，只要有一點點的希望就足以讓徘徊在懸崖邊的人回頭。這確是事實，但問題的重點是：“你可能用多少時間來追求一個極可能瞬間即逝的機會？
兩年？還是二十年？如果需要兩百年呢？如果方向完全錯了，結果很可能就象〈基督山伯爵〉裏那位倒楣的囚犯一樣。

那麼，你還決定要挖嗎？”

影片幾乎沒有描寫他挖洞的艱辛，因為那不是重點，而且任何人都能夠想像和感覺到。

聽過許多人都號稱立志要做一件事情，豪言壯語一堆，最後總是無疾而終。我原來並不知道他們究竟缺什麼：缺少天賦？缺少機遇？還是缺少努力？更嚴重點全部都缺？

看過《沙申克的救贖》，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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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沒有想到CATS會從情節的合理性去推敲，因為根本不必要，因為整個故事框架就是建立在一個荒誕的氛圍上，任何構成越獄的成分、動機、道具等等都只是鋪墊，甚至越獄成功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影片渲染的是一種信念，結果並不重要。
至於“立志”的說法，其實我想成龍在《A計畫2》中的闡述最為實在，他覺得他很佩服那些捨身取義的人，但他只是個普通人，做不到這一點，只希望能把自己的事做好。
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的人無疑是幸福的，但有時生活在理想中本身就是一種陶醉和動力，實現與否反而變的不是最重要的了。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或多或少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是不是都滿臉的幸福？似乎也未必。
有時人的目標過於局限，一旦成功，人生往往也就失去了目標。TIM ROBBINS 的可貴就在於，他的心始終是自由的，與身在何處無關。
就象我們可能一輩子和你喜愛的電影事業無關，你會放棄嗎？我不會，這點你應該清楚。
我來過、看過、愛過，這就夠了，至於結果？何妨“春夢了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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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設想一下這個故事可能有的其他結局：

TIM ROBBINS 挖到一半被發現了，換牢房，嚴加看守，他不可能再次嘗試了。
結果會是他可能繼續操辦他的圖書館，或者繼續為監獄長做假帳，為其他警員報稅之類。

或者是他剛開始挖就被發現了，但他的價值已經為人所知，圖書館大概不可能了。但做帳報稅還是要幹的。

再或者是他根本就沒有逃亡計畫，也不打算利用體制，也不想運用專業知識確立自己的什麼地位。
結果是他至少已經尋得自得其樂的度日方法：用石頭刻棋子。在原影片中當然此舉是個幌子，但一開始TIM ROBBINS 刻棋子是以打發日子為目的的。

結論是：
他可以這樣認為：因為計畫從一開始就是全方位鋪開的。所以無論計畫被迫在哪個位置停下來，剩下的都已經是可以被接受的結果。
最大收穫是攜帶鉅款成功逃亡還把罪魁禍首逼進死胡同，最小收穫是在監獄裏刻棋子度日，象其他所有成功在監獄存活下來的人。

“不能大獲全勝，也一定不空著手。”

個人認為這絕對是最具現實積極意義的處世態度，其中的豁達實在令人讚歎。“ALL OR NOTHING”一說在此顯得蒼白無力了。
“就象我們可能一輩子和你喜愛的電影事業無關，你會放棄嗎？我不會，這點你應該清楚。
我來過、看過、愛過，這就夠了，至於結果？何妨“春夢了無痕”！”
把這想像成一個未完成的劇本，你會安排一個什麼樣的結局？

此話題在我們之間實在是陳腔爛調了，但在這裏仍覺得有必要繼續，因為我們都大不同以前了。
我的不同是：我的計畫已經全方位鋪開了。不能大獲全勝，也一定不空著手。無論計畫被迫在哪個位置停下來，剩下的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結果。最理想的自不必說，最少我一直可以享受收穫和思考的樂趣，終生我都可以生活在希望中。

你的不同是：你根本不可能做到“春夢了無痕”，至少你已經在許多許多身上留下了永遠都不會被磨滅的痕跡。論全方位開展計畫，你早就走在我前面，不管你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不敢說你的熱情和才華必能在我身上得以延續，但關於電影的一切包括許多其他方面，我的成長幾乎全部來源於你。在我和許多人眼裏，你早已是豐功偉績了。
謝謝你提供的文章！
你的豁達大概是我永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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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還是不瞭解我。
我之所以會淡出電影工作室，就是為此。沒有享受的過程，結果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身邊的人曾經把我做的事稱作“良心事業”，和我當時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絕不相稱，而在可預見的將來，電影在我的生活中可能只會以目前的方式存在，那又如何？
別把我捧得這麼高，我的虛榮心會膨脹的。
你的出色緣於你自身的努力，即使沒有碰到我，一樣會有光彩。
至於我，還是不強求結果，“來過、看過、愛過，這就夠了”。

10月27日   第六天  周三  晴

徐鸢：

一直都没睡醒的我中午赶到环艺，送“十日谈”的学生13：00准时赶到，13：30开始发送，等到14：00还没有人来接我的班，我收拾了东西进场看《奥弗索多》。

散场时遇上了《上海日报》的王嫣，我让她帮我一起发送，她二话没说就开始吆喝上了。趁她发送时，我去看了16：15的《生死边缘》。

18：00，虞立炜和“电影与电影人”剧组赶到，现场对101进行了采访。18：30，一行人离去，我继续留守，孙侃正好路过，给了我一张20：45大光明的票。在看《红色警戒线》时，我接了个陌生的电话，乐先生？哦，意大利电影团的。杨璐打电话来，说《申江服务导报》今天用了“十日谈”的部分文章做了个电影节专刊，我们讨论同一部电影的影评被分成了“公说婆说”，很是有趣，这已是第二个电影节专刊了。

赵杰：

    11.45光明“死亡怪圈”     大屏幕的效果不错，导演应该说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使我感到绝望。

    14.00光明“兽群”         我喜欢

    20.45永乐“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     徐鸢认为此片必须看大屏幕，为此我只能和黄牛杀价。剧场爆满。影片开头的整屏跳动的数字使这震撼，这就是“母体”，任何所谓“整体”，“宏观”的理念都绕不开这个形象。这是今年最佳电影。

王毅：

发布会

    最常听到的问题是：如何对抗好莱坞。几乎是每会必问。

    巴西影片《老树干》导演加奥·巴蒂斯塔不无遗憾地说，在巴西，美国电影成为市场主流，巴西人对美国之外的电影不甚了解。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

    意大利电影曾经在70年代创造过辉煌，但现在它同样面临着好莱坞电影的强劲挑战。据介绍，好莱坞电影已占据了意大利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这种状况让他们感到十分尴尬，也颇有危机感。在发言中，意大利电影代表团成员一致认为，只有拍出具有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影片，才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

    德国、瑞士影片《牛赐良缘》导演托米·斯富认为，世界正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我们不应被强大的美国文化所诱惑，而应永远守住自己所特有的文化。他并非仇视好莱坞，而是希望世界上的电影艺术不能由好莱坞一统天下，而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希腊影片《舞魂》导演鲁奇亚·里卡奇十分坚决地表示，不去好莱坞拍片。她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只注重影片的“外在财富”，而中国和希腊两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是有其丰富“内在价值”的，这正是民族电影的希望所在。

    出生在瑞士，在好莱坞发展的导演罗杰·斯迪曼表示，他十分理解那些想要反抗好莱坞的导演，在好莱坞赢得自己的地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0月28日     第七天  周四  晴

徐鸢：

上午8：30，乐先生又呼我，我们约定11：30在永乐公司见面。随后我去了影城三厅看王全安的《月蚀》。映毕，在影城大厅，本届电影节评委之一的郑洞天老师对我说：“十日谈”不错，这是真正有国际感觉的东西。

11：30，我和乐先生以及一位欧洲电影推广会的女士ALLISA吃了个工作午餐。他们向我介绍了欧洲电影业的近况及发展前景。

14：00，我驱车去环艺看《拥吻》，中间不断被两个呼机所打断，一个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

11：00，我和虞立炜、阎文亮、平辉、邓睿在进场口一边派送“十日谈”，一边聊天。印象中好象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大家都在谈电影节给自己的启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50，我们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钱有珏女士在HOLIDAY INN一楼大堂见了面，为我们牵线搭桥的是同为影迷的冯诚先生。

    采访完毕，我们在等赶来写稿的杨璐，谈到了“十日谈”制作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照片和新闻的不足，平辉一个劲地承认错误。

赵杰：

    11.45影城“错位的爱”   带“十日谈”给平辉。此片很好看。

    14.00影二“公海”       不是太能欣赏。

王毅：

 小杂感

    1.美国电影是戏剧化电影，注重强烈的戏剧冲突；欧洲电影是诗意电影，强调渲染的情感凸现；中国电影或许有条散文化电影的路可走：有故事，符合传统欣赏心理要求，同时注意情感的整体交代。今年，我们看到了《我的父亲母亲》。

    2.本届电影节组委会的组织工作招致了众多批评，联想到今年国家体育总局以招标形式下放大型活动组织、经营权的做法，不知是否下一届电影节能否走这条路。

    3.各项大型活动都需要自我包装，而明星与名导、名片的加盟是不可或缺的。

10月29日  第八天  星期五晴

徐鸢：

早晨，我联络了《电影故事》的主编杨代藩老师，向他要些《电影故事》做宣传资料，人已在影城的他二话没说就赶回编辑部，拿完《电影故事》我去了建工锦江大酒店参加《东方时空》的高伟和《哈尔滨日报》的申志远主办的“中外记者经典电影研讨会”。

中午，杨璐赶回单位上班，我、虞立炜、平辉用过中饭后各寻方向。

我又去了次书城，狠了狠心买下了“电影馆丛书”之一的《制作纪录片》。赶到环艺时，戴伟敏、曹峥、周健蔚已在那发送“十日谈”了。戴伟敏说起陈雷发给他的稿子有些乱，标题“第八日”还是原来的“第七日”。16：15，戴伟敏、曹峥、周健蔚去其他影院看片，我留下发送。陈晓蕾正好看完电影出来，留了下来。虞立炜18：00到，我和他聊天时喃喃自语了一句：电影节对我而言已经结束了。18：30，周健蔚、曹峥又折回看是否还需要帮忙。我去和子南再见一次面。20：00，我去上戏拿戴妍的“手迹”。在阅报栏前，戴妍指着一张海报说：你看看。原来是上师大搞的法国新小说报告会，还有《新浪潮》、《广岛之恋》放映，我想起了下午接到的一个电话，是给我寄邀请函的。

回到家中写完了稿子，22：15，四个星期来第一次睡了个好觉。

赵杰：

    16.15环一“精疲力尽”

    18.30广电“征婚”

王毅：

好电影（看了的）

法国《一年四季》，讲述法国一个小镇上人们的平凡生活。

韩国《动物园旁的艺术馆》，爱情小品，韩国蓝龙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德国《都市众生相》，结构精巧。

法国《疯狂的追逐者》，完美、深刻的喜剧。

意大利《范杰家的花园》，可惜没看完。

德国《爱在地球》，笑死人了。

德国《绿色的沙漠》，青涩的青春里总有燃烧的火焰。

德国《小丑合唱团》，唯一让我落泪的电影。

10月30日   第九天  星期六  阴

徐鸢：

7：30我还睡在床上，平辉推门进来，拿出一张磁盘交在我手上说：赶快发给戴伟敏。

发完E-MAIL后，我去衡山看了好评颇多的《失踪的列车》。中午，我和杨璐通了电话，因为今天没人去环艺，所以我让他无论如何要去一下。

下午13：15，我去三联书店买子南推荐的书，听到了两个消息：一、在电影节前，有人威胁要封杀101；二、某个知名老翻译家在批“法轮功”最高潮时去市政府“举报”101。听了这两个消息后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前个消息反而太平无事，喜的是后个消息终于悄无声息是因为政府明察秋毫，不为小人所动。

回家，写完了“十日谈”的结语，和虞立炜通了电话，商定将第三届电影节回顾内容下发送。

杨璐：

    那天我正在永乐宫看《晚餐游戏》，突然收到徐鸢的来电，说当下午“101”没有人可以在环艺发《电影节十日谈》，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一下，于是电影一结束，我便匆忙打的赶到环艺，接下了发送任务。这份小册子已经做出了品牌，六点左右已经发送完毕，我一看离下一场电影还有点时间，争分夺秒的赶回浦东，洗了一下好久没有洗的头，然后又赶去环艺看当天最后一场电影。

赵杰：

    16.15影城“美国梦”     带“十日谈”给平辉。碰到曹峥，他周日参加闭幕式，能看到“西伯利亚理发师”，真是幸运。

    18.50影三“月蚀”       最新中国片

王毅：

好电影（遗珠）

《太阳底下》，瑞典爱情伦理片。

《小镇里的国界线》，土耳其轻喜剧片。

《新的旅程》，日本生活片，山田洋次导演（执导寅次郎系列电影46部、《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

《中央车站》，巴西艺术片，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心灵点滴》。

《我的母亲》，西班牙生活片，阿尔莫多瓦导演。

《那山那人那狗》，电影节上唯一被所有人交口称赞的中国电影。

《铁道员》，日本的主旋律影片，第一次听高仓健的声音，而女演员大竹忍更为出色。

10月31日  最终日  周日雨

徐鸢：

又是7：30，平辉准时推门近来将照片放在桌上。发完了E-MAIL我联系上孙洁和周健蔚下午去环艺，同时写完了《申江服务导报》下周出版的“电影节之最”，杨璐此时也正忙着剪辑我们发过去的文章。

下午到环艺时，虞立炜、戴伟敏已到。戴伟敏还拿了个摄影机乱拍一气。孙洁、周健蔚很快赶到，我去了影城拿闭幕式的请柬。今天拿“十日谈”的人特别多，因为都知道其中意义。

18：45，影城大厅里全是记者，电影节的人已经几乎全部撤出。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是为米哈伊科夫开的，晚上的闭幕式放他的《西伯利亚理发师》。有许多记者在打听是谁要封杀101，我笑而不答。

19：00，国际会议中心再次灯火通明，我们一行的大巴士开到时，门口无数少男少女已等候多时，记者们吓了一跳：把我们当明星了！哪来这么多影迷？一打听才知道这是电影节组委会的安排，找的都是大学生，每人还发一个照相机，见人就开闪光灯乱闪一气。

现场的明星来了一个又一个，许多记者并不知道来人是谁，看业务熟悉的平辉举照相机，他们也乱拍一气，拍完后再问：是谁，是谁？

20：00，闭幕式正式开始，由评委会主席吴贻弓主持。

21：00，《西伯利亚理发师》放映；24：00，全场长时间鼓掌。等到了家，已是凌晨0：30，天一下子变冷了许多。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结束。

杨璐：

    终于要迎来最后一天的发放了，回想起这十天来每天晚上赶稿到二点，每天奔波在各个影院间，赶到体力上真有些透支了。当天发放的特别快，四点多就已经发完了，我走到铁架旁，取下了那张深红色的广告纸，上面写着“独家免费限量赠送电影节十日谈”，我对身旁的“101”成员半开玩笑的说，这是文物，要好好保留。看着这张纸，我想起了十天来，每天坚持来取一份的一位长者，为了取这份东西而重新安排排片计划的影迷朋友，甚至还有并不识中文字却诚意来领取一份的外国朋友。我想，如果这份小东西确实为朋友们在观片时提供了一些参考，为这个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电影节做下了一种记录，参与这项活动的“101”成员都会感到，所有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虞立炜：

随后的几天过得很平淡，每天只有一部电影，这是前三届电影节没有发生过的事，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反正是没有了往日的温度。电影节对我来说已经不怎么重要了——徐鸢说电影节对他而言已经结束了——只想能将《十日谈》工程圆满顺利地走到最后一天，而且越到临近终点的时刻，越会变得忐忑不安。数天来，我不知道已对多少家媒体说过多少次相同的关于《十日谈》话题。多少次午夜两点打开电脑，将一两篇百来字的短文发向同一个网址，牵挂着的只有一个信念：只能成功，因为我、我们已没有失败的籍口。与媒体的合作最后也因着一隐一显的两件事而进入尾声。隐者是《电影和电影人》栏目的27日开始的对“101”的全面报道，我差不多陪同了他们除影城以外的所有采访，包括对《十日谈》的合作者“卓尚文化”和环艺影城的拍摄和对“101”成员经常光顾的电影海报店和电影书店的实地访问，然后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记者一样悄没声地离开了上海。这段采访实录已在北京播放，是否也在上海播出则不得而知。显者就是29日在建工锦江举行的“中外记者经典电影研讨会”，“电影101工作室”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数十份关于“101”的介绍、内刊、《半月谈》、部分《十日谈》以及登有“101”成员文章的最新刊物被与会记者一抢而空，徐鸢、杨璐在会上发了言。随着电影节慢慢降下帷幕，我们和媒体的“蜜月期”也就告一段落了。

也许是想对得起因电影节而申请的休假，我在最后的两三天里看片的数量略微有了些提高，由于自认已“丧失”了选择判断的能力，靠一些朋友的口口相传挑选了几部，结果差强人意。《十日谈》在后来的几天里都很顺利，戴老师有一次甚至在12点半就来了，30日还带了一个摄像机，优哉游哉地拍下一些发送场面和个人镜头，但好象很快电池板就没电了。我最后一天选择了《兽群》和《黑袍》，正巧都是加拿大的影片。片中展现的北美冰原风光以及人类与自然、文明与野蛮的抗争着实让我感动了好一阵，作为我在本届电影节的闭幕影片，结局还不算太坏。至此，《十日谈》功德圆满，电影节的一切也尘埃落定。

赵杰：

终于结束了。

王毅：

闭幕式

宫雪花出现在现场，让整个电影节期间郁闷了好久的摄影、摄像记者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

这是从卓尚影院热线网站中的观众点评上摘录下的文章，请作者与我们联络

主题：上海电影

作者：yf 先生    职业: 无业  

留言：

                有幸参加了电影节的闭幕式，耳闻目睹一些趣闻，告诉各位开开心：

             1、 主持人在介绍了一部参赛外国影片很具竞争力以后说：“那么它究竟会不会获奖呢？且看它下场如何。”

             2、 主持人把本次电影节评委、日本著名导演降旗康男误称为著名演员。

             3、 主持人把吴贻弓的作品《城南旧事》称为中国第一批获得国际奖的影片。

             4、 吴贻弓把获得最佳女演员的艾丽娅称为“艾丽丝女士”，纠正了两次也没纠正过来。

             5、 电影节没有请到什么有名的演员助兴(据说是电影节组委会不愿意请)，闭幕式上却来了半老徐娘，连演员也不是的宫雪花。

             6、 获得本次电影节大奖的是土耳其影片《小镇上等国境线》，但该片导演没有到场，是土耳其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上台领的奖。结果众媒体记者却不知情，第二天的《文汇报》登出了“导演上台领奖”的照片，结果惹得土耳其领馆打电话导报社要求更正。

                      —— 11/18/99 9:31:35 AM     

尾声

徐鸢：

11月3日，中区广场真锅咖啡馆，101“十日谈”部分工作人员举行了一个小型庆祝会。我那天莫名其妙地被拉去加班，凌晨才回家，因此缺席。同日，《申江服务导报》刊出“电影节”第三击，其中一篇报道如是说：

电影节期间，环艺有一份《电影十日谈》的小册子免费发送，其主办者是上海一群最忠实的影迷，他们给自己的群体起的名字叫“电影101工作室”。

在这份“十日谈”中，有对每天上映的影片的评价，有赶场子看电影的路线设计，有看片花絮……等等。虽然印刷质量一般，有些影评不免极端，但这份小册子内容之充实、观点之独特，可能超过了报道上海国际电影节所有200多张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

记得“101工作室”刚成立时常常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饱受主办者的轻慢和 “正宗”记者们的白眼，言下之意是：哪里轮得着你们？在种种压力之下，没有资金、缺乏场地，“101”能坚持到今天，不容易。电影节上，一位外地记者颇有感慨地说：“只有上海，只有上海才能诞生出这么一群高素质的影迷，这是上海的骄傲啊。”

其实他们仅仅是全上海千千万万影迷的一个亮点、一个缩影，没有这些影迷就没有电影节，他们是电影节上最可爱的人。

摘自1999.11.3《申江服务导报》文艺版

虞立炜：

    在一次电影节活动的前期策划会议上，徐鸢说让我再写一篇关于电影节的专题，作为《一份未完成的调查报告》的补篇，当时我也是一口应允。现在电影节过去了，我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甚至找不到切入点。在忙碌《电影节十日谈》的二十多天中，电影被推到了次席。关于电影节本身的实况，不少媒体也作了报道，部分话题如选片啦、嘉宾啦、排片啦等等已是老生常谈，用不着我多插嘴。身处电影节中而让电影从我生活中淡出，是我始料不及的。有人将之归结为我们近年来看了太多的碟片，要求越来越高。这固然是部分原因，但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让我和很多影迷朋友信服。对于该话题的讨论又可以引出另一个专题文章了。不知道明年影视节合流后，我会抱着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年一度的“盛况”。据说姜为力在电影节期间专程去上师大看法国影展而放弃了电影节，由于我事先并不知道有这项活动，至今也不明了上师大在那些天究竟放了那些影片，就个人而言，十天的电影节除了《电影节十日谈》以外，我对他的选择有了些许的羡慕。

杨璐

    古龙说，再见的意思往往是不再相见。这届电影节已经结束，但下届电影节很快就要开始，所有喜爱电影的朋友，让我们下届电影节见。

10月23日 第二天 周六  晴

徐鸢：

早晨的第一丝亮光在梦中唤醒了我，已经是5：43了。惊醒之下马上下床打开电脑，奋指疾书。7：15文章全部写毕发完，想下回再也不隔夜写稿了，因为感觉不顺。看了看排片表，又看了会儿书排遣，等到9：00去国泰电影院看意大利的《周年庆》。

在国泰门口遇见了二年没见的吴奕，他和太太说《周年庆》换成了《一年四季》，正说着话就看阎文亮沮丧地从另一方向走来，我和他商议了一下，再赶别的场子已无可能，还是去陈雷那看看“十日谈”的诞生吧。

陈雷的办公桌上凌乱不堪，他一边操作着电脑一边指着一张请帖说：今晚谁有空？我拨通了李欣的电话，他睡意朦胧，我用英语让他参加晚上的三星公司《佐罗的面具》招待酒会，他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老外找他。陈雷说稿子挺多的，但照片没有。其实戴伟敏联系的印刷点是油印的，照片出来的效果并不好，我想不用照片也无所谓，阎文亮说全是文字看上去也很美。看陈雷发完E-MAIL后，他们去了环艺，我去新光看《征婚启事》。

电影开场才一半，戴伟敏连连呼我：他到现在还没有收到陈雷的E-MAIL。陈雷的手机已关，我边联络陈雷、戴伟敏边依依不舍地在门口看着刘若英。13：15，陈雷看完电影，我让他立刻回单位，自己回家复查后发现自己的邮箱也没收到陈雷每期转发的E-MAIL，那肯定是163网存在问题了。

14：00，戴伟敏收到了陈雷从上海热线上补发的E-MAIL，上海电视台的孙侃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哥们是《今日都市》的编导，他们要做一个电影节的专题，听我介绍了“十日谈”后他表示有兴趣，下午16点会来环艺采访。

时间还早，我在不知不觉中又睡了一会儿，梦中全是刘若英和金士杰。16点，我到环艺，虞立炜、戴伟敏、杨璐已在那等候多时了。虞立炜说上海电视台刚做了采访走，戴伟敏晚到一步，没拍上“十日谈”的发送，明天可能还来拍。此时，孙侃也带着人马到达，我让他们先去采访林琦，我和虞立炜、杨璐在分装新出炉的“十日谈”。

戴伟敏说他明天有事，不能亲自送，他会找个学生送来。我让他一定要将各种可能性都想到，防止再出今天这样的漏子。采访完毕，我赶往王宝和大酒店参加《中国银幕》记者杯招待酒会。

意外的是陈小春等一群明星在底楼大堂拍照，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三楼开会。我想同时举行的三星酒会一定相对冷清些。

冷餐会的食品都不对我胃口，我在人群中和熟悉的记者交谈。平辉帮我引见了《电影双周刊》的出版人施求一，还用他数码相机给我们拍了张照，施求一当然不知道这张照片的致敬之意。正说着，原本与我约定在此见面的深圳《影视者刊》记者凌士宁找到了我，还有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嚷嚷着要见101的人。

酒会结束，久未见面的曹峻、郝燕等和我坐在一边聊天，阎文亮打来电话说上影厂在网上向101发出邀请参加明晚的《紧急迫降》首映式。

虞立炜：

    第二天，也就是23日，除了上午在沪北有一场《黑与白》，其他场次的影片也提不起我观看的欲望，加上前两期《十日谈》总出些小问题让人心神不定——陈雷说他好几天没睡好，精神压力过大所致——下午就没作安排，准备留在环艺。上午的《黑与白》居然没看成！被《范杰家的花园》换掉了。我已经买的大光明的《欲望的隐晦目的》早在电影节开幕前就被换成了《范杰家的花园》，可本场又不能退换，那么就看吧，算是给德·西嘉一个“面子”，结果却不那么尽如人意，一下子兴致全消，散场后去了环艺等戴老师。偏偏这天网络出了问题，戴老师直到4点才来，等得我心烦意乱，因为《电影节十日谈》已传出口碑，有些也已经认识我们，一直在询问“来了没有”，其中不乏特地赶来拿这份“小玩意儿”的。那天的《十日谈》差不多是一边折叠一边发送的。

    连续两天遭遇换片，加上其他成员相互交流的信息，知道其他影院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让我对提前购票彻底失去了信心，这种无法预料的意外往往让辛辛苦苦作出的排片计划付之东流，后来干脆也见怪不怪地麻木了，除了刚开始买了一天预售票，以后的都是“当场等候”，免得象《范杰家的花园》一样弄了个“双胞胎”没有着落，最后只能放弃一个。

赵杰：

    9.30环一“幕后英雄”换成“动物园旁的艺术馆”，有些人不满。这是部温馨的影片，早起赶场的疲惫一扫而光。但是，环艺下面大食代的韩国参鸡汤不必去试，

浦电路上的“云龙”才较正宗。

    11.45环一“寂静的凶宅”   死了七个人的搞笑片。

    14.00环一“惊情越狱夜” 

    16.15环二“巴黎之旅”   又一个用火柴做埃菲尔铁塔模型的爱好者。

    18.30环二“小公主”    难以入戏，提前退场。时间充裕，晚饭时拟就给十日谈的稿子。

    20.45新光“夜晚的天使”  在售票口听几个票贩子谈中国开放西片的历程和几届电影节的评价，受益非浅。“夜”真是烂片大杂哙，我评为本届最烂，直到看了“危险的便衣警察”。

王毅：

三句话

    《上海电影志》首发式上，上影老厂长徐桑楚说起三个人、三件事、三句话。

    文革刚结束，赵丹去找他，却不记得楼层、号码，只知道在淮海中路，兜了好几圈，上上下下跑了二十层楼，找到后却只有一句话：“我是演员，你要给我工作，否则比死还难过！”

    '64年7月，刚拍完《阿诗玛》，徐带着片子到北京，荒煤看了说好，徐问可否让夏公看看，荒煤说可以。听说文联下午有会，徐三四点钟就开始等，五点多钟，会结束了，众人神色凝重，徐上前问夏公，是否看看这个片子，夏公说：“你要我命呀！”说到这儿，徐不禁哽咽——后来荒煤也怪他，夏公当时正挨批。

    '61年6月20日，徐向总理发牢骚：“现在电影没法干了，今天这个声音，明天那个声音。”总理问他：“什么才标志着人成熟起来？成熟的标志是人是不是把失败、错误，包括别人犯的错误作为自己的财富。我讲的话也不算少了，以后有什么事就给我来信吧。”

10月24日 第三天 周日  晴

徐鸢：

上午9：30，环艺的电梯门口挤满了人，《申江服务导报》的徐炯也在人群中。我和他说起昨天我在在新光看见一对情侣拿着《申江服务导报》上我写的推荐电影按图索片时，他不以为然地反问：真的吗？不会吧？我笑说今天这么多人看早场的《等待阳光》就是实证，确实如此，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看一部伊朗电影。

电影看完后，在去影城的路上，电话那头传来陈雷得意的声音：我和戴伟敏已于10：40交接完毕。

看完《遥望查里拉》出影城，遇见了北京“雕刻时光”咖啡馆的主人庄松冽，他给了我台湾电影资料馆此次参加电影节的代表的联络方式，我驱车赶往国际看《跟屁虫》。在离国际不远的胜利电影院门口遇上了戴霓，原来她也是来看《跟屁虫》的。我戏称这是她的行业内“业务参考片”。

阿佳妮的车离银幕远去，我们也象PAPARAZZI一样赶忙冲出电影院，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南京路，我去大光明看《范杰家的花园》和《孩子的夜晚》首映式，她去环艺。

晚上，用过简单的晚餐，听完了身边陌生的影迷讨论，我和阎文亮去国际会议中心会合了平辉、邓睿参加《紧急迫降》首映式。

深夜，虞立炜激动地打来电话：远流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现身上海。

虞立炜：

    这两年来伊朗电影一直受到关注，24日起了个大早去看《等待阳光》，结束后又不免多了一番争论。下午俄罗斯的《神秘之花》又让我昏昏欲睡中途退场，原先想看看俄罗斯的短片——介绍上写该片片长72分钟——不料等来了一部儿童电影。总算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午间隙接到上海书城的电话说台湾《电影馆》丛书已到，前去选购了几本，回家的路上翻着《电影叙事》，让这一天没有白过。

赵杰：

     9.30环一“等待阳光”     这是部被期待的影片，101 的同仁们早早齐聚环艺。影片使我想起上届的伊朗作品“父亲”，日常的故事慢慢被涂上超幻的色彩。对比结局，沙漠中的孩子看到晶澈的泉水似乎比老人脸上的阳光更自然些。

    11.45环一“老树干”     农庄主强抢寡妇地产，但又保护家族和村民；政府军官维持法律却又残忍；税务官富有正义感却懦弱；被解放的黑奴参军只为报复....导演希望观众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这部片水准不低。

    14.00环二“蜜蜂飞飞”     真象是张艺谋的片子，或是超过张的片子。故事简洁但具有张力，主人公性格执拗，摄影我不懂，可影片看得很舒服，是电影节目前看到的最佳片。或许塔吉克斯坦会有人指责导演用这影片来迎合西方观众。

    碰到陈雷，拿了70份“十日谈”明天带到影城。

    16.15环一“幽默的胜利者”

    18.30环二“失踪的列车”   这家电影公司的商标就是个“茂比乌斯”带，看来导演对拓扑学兴趣浓厚，不过要在空间用拓扑学来解释列车失踪难度太大，引入时间显然可以让所有观众失去方向。爱因斯坦只稍稍涉及了时空的弯曲，我们的导演却把时空扭曲成“茂比乌斯”带，太厉害了。

    20.45国泰“诱惑”

王毅：

杀牛记

    电影节上晚场的美国片子异常抢手，25块钱的票在黄牛手里卖到70块。

    大光明电影院不得不出招杀牛。

    家住浦东源深路的叶丽华在买《杀人魔方》的票而不得时，遭遇一穿深藏青制服的男子，到售票处以原价取来影票，并瞩“不要响”。叶说：“买电影票居然要像执行秘密任务似的，这样的经历我可第一次碰到。”

    大光明电影院的王女士介绍，“秘密”出售的是为数有限的保留票，只能在上映前出售。

10月25日  第四天 周一  晴

徐鸢：

一大早我打电话找台湾电影资料馆的人，不在，便去了上海书城抢购《电影馆》丛书，路上得知陈雷、戴伟敏的交接工作已渐入佳境了。

已经十多天没有时间洗澡的我抓紧电影节期间唯一一个空闲的中午洗了个澡，再赶忙到环艺接《十日谈》。戴伟敏有事没来，派了个学生。我一个人开始将两页纸折叠起来，忙了一个小时十五分才全部搞定。

刚结束完韩语考试的周健蔚赶来救场，一起发送“十日谈”，但可惜14：00那场电影是赶不上了。下午16：00，虞立炜赶到，我大叫“解放了！”随便买了张票进场看《神秘的军营》，搞笑的是影片放映前还有个介绍会，只在片中有10分钟戏的一个演员出席。

18：30，我找了家最近的电影院广电大厦三楼看了个意大利的《猫王与玛丽莲》，在和我的处长通紧急电话中断断续续看完了全片。

等再看完《甜蜜来生》回家已是23：10，在电脑前写文章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那是来自澳门的影评人子南，他在订阅的大量国内影视刊物上经常看到“101”的名字，因此此次来上海想见见101，我们约在明晚的国泰电影院门口见面。

虞立炜打电话通知我28日“电影与电影人”剧组的朋友会来上海跟拍他一天，我让他也一起去和子男见见面。写完了所有文章，我打电话给戴妍，和她讨论了半个小时的《甜蜜来生》，深圳影视周刊的凌士宁呼了我：明天上午《天津日报》要采访101，临睡前一看时间已是凌晨一时了，想起了给我的台湾电影资料馆来沪人员的电话，还是算了吧，那么晚打电话给别人不太好。

虞立炜：

    由于居家的关系，有一部分的场次都安排在了沪北电影院，每每赶到环艺总有长途跋涉之苦，但能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又给我愉快的感觉。一走出电梯，步入环艺大堂，首先就是寻找“101”的成员，而且大多不会失望。买一杯饮料，拖一张凳子加入“谈阵”。时间在谈兴正浓的人们中过的飞快，然后一个个离去，去寻找或完成自己对电影的期待。25日这一天，我在环艺遇到了很多让我感到亲切的朋友，早早发完的《十日谈》完成了我们的期待，而《征婚启事》也满足了我们对它的期待。

赵杰：

    11.45影三“那山那人那狗”     开影前把“十日谈”给了平辉。在这里顺便夸夸平辉。我的一个朋友看了“半月谭”的人物介绍感慨，平辉蛮厉害的，为了爱好而跳槽，我也感谢平辉写的几篇港片影评，使我去找了杜琪峰的一些作品来看，很喜欢，特别是最近的“枪火”

    “那”片很美，可我不喜欢它的说教。

    14.00国泰“恶女列传”     用传记的级别来分，上届的“红柿子”和“我的神经病”是“本纪”，本片则是“列传”。

王毅：

唉，组委会

    没有任何预告，到了影院门口，才知道：德国的《绿色的沙漠》换成了《爱在地球》，而第二场荷兰的《恋别极地》则成了意大利的《周年庆》；下午的《太阳底下》发布会取消，没有任何通知；特别放映的《范杰家的花园》看不完就得走，尽管之前冗长的见面仪式毫无意义，因为制片人阿瑟·科恩要开记者见面会；而科恩的小型酒会你必须要等待美国人到来（包括他们因迟到而道歉？），而别想着《紧急迫降》，否则组委会的秘主席兼秘书长张××要阻拦你，而手下的许××及俞××更会大喊大叫，并质问电影看不上开头有何妨。据说张××也是摄影师出身，那么观众在你辛辛苦苦拍出来的电影开演后半小时甚至更晚方才入场，您又将做何感想？！

    22日下午，谢晋、李行影展新闻发布会，14:15结束，而大量记者要赶到浦东国际会议中心参加15:00《人猿泰山》的活动，而车辆调度沈××坚持要到15:15才能派车，理由是安排好的不能变更。因此你若不想迟到半小时，就花45块自己打车。

10月26日  第五天  周二  阴有雨

徐鸢：

早晨8点，我拨通了台湾电影资料馆来沪人员的电话，但服务员的回答令我懊悔不已：他们刚结账离开，这一别，可能又是两年啊！

陈雷打电话来说30日上午他有个考试，因此那天的“十日谈”要由戴伟敏来排版，稿子也得直接传给他。

9：30，上海影城大厅的新闻发布会会场里人很少，《天津日报》的吴中华老师采访了101。采访完毕，我凌士宁在大厅里聊天，等待下一场11：45的电影。

11：30，大雨如注。我看完了《贝壳》后雨已停，驱车去环艺，但送“十日谈”的学生还没有来。等不到“十日谈”，我通知了虞立炜后和戴妍、阎文亮进场看了14：00的《周年庆》。戴妍已然昏昏入睡，我也看得兴味索然，只有阎文亮对影片的结尾赞不绝口。出了场看见虞立炜已经在门口发送“十日谈”了。我们和意大利电影代表团谈了几句，他们留了个电话。我继续进场看郭立暄推荐的“带有强烈伯格曼风格”的《荣耀的日子》。筋疲力尽地看完这部电影，在场外，一起走在散场人群中的小顾对我一笑：我给你介绍个人：这就是孙孟晋。于是，在多时的误解和猜疑下，我和这位中国最重要的乐评人、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把他看做一个影迷的孙孟晋见了面。

由于《荣耀的日子》太长，因此再赶去广电已不可能，我和小顾在一边聊天，杨璐一人接虞立炜的班在发送。

19：30，我们三人离开环艺，杨璐去影城看《绝世天劫》，我去陕西路地铁下的“乘风书园”闲逛，等待21：00和子南的见面。平辉打来电话，说邓睿已经把我要买《JFK》剧本从美国带了回来，另外还带了补品让我注意身体。我问是不是“伟哥”？平辉说名字差不多，叫“昂立”。21：00，虞立炜和我等到了子南。我们在长乐路上的“避风港”聊电影。由于双方都对港产片有很大的认知和热忱，因此相当投缘。23：00，杨璐看完电影赶来也加入谈话，直到凌晨1：00我们才因要回家赶稿而散。回家写完稿已是凌晨2：00了。

赵杰：

     11.45光明“危险的便衣警察”

王毅：

徐鸢和他的朋友们

    电影节上的一大发现是徐鸢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的101工作室。

    晚上翻看派发的资料，《中国银幕》里有一札小文，选题署名“101电影办公室”，其中写《情书》的一篇尤好。

    藉由《中国银幕》严倩虹介绍，第二天晚上见到了101的徐鸢和平辉。

    他们的工作室已经有三年了，都是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核心约有20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两百多。他们自办刊物，经费则来自他们外投稿件所获得的稿费。

    电影节上，他们每天也出版32开的小册子，不装订，简单的甚至有些寒碜——这当然是指外观。

    和组委会官方的“每日新闻”不同，徐鸢说他们的杂志办得较有人味。人，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电影的要素。

    和本文不谋而合的是，101在电影节推出的特刊也取名为“电影节十日谈”。

    他们的刊物还有许多不像刊物的地方：观点前后相左，有时甚至针锋相对；采访问题设置有时比较简单。（如：请问您是《周年庆》这部电影的导演吗？答：是的。）但恰是因为这些，他们的刊物变得有种温暖的冷静，借用董桥的说法，这样的文字是可以下酒的。

徐鸢：

1999年10月12日，下午我请了两个小时假外出，因为今天是电影节售个人票的第一天。首站是坐落在宁波路上的新光电影院，其次是大光明、环艺，最后是影城。环艺的服务态度是最好的，买票的人没我想象中那么多，许多不知情的观众看着只刊登了五天的排片表的大海报说：“电影节为什么这么短？”在影城看见不少熟悉的面孔，有些曾是101的成员，彼此相互致意，心里却想：爱电影的人这样也可以生活，何必个个都象我们累死累活的。

晚上，杨璐打来电话，谈到他刚与《申江服务导报》通过电话，他们正在准备做电影节节前专题介绍的版面，需要一些文章，同时对杨璐提到的“电影节十日谈”很感兴趣，有兴趣辟专文介绍。我让杨璐再过十分钟打来，因为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我必须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对整个计划做一次全面的思考。

十分钟后，我拨通了杨璐的电话，商议计划如下：“电影节十日谈”每天出8版，500份，环艺影城当日下午一时起发送400份，另100份第二天在上海影城为一些媒体朋友和101成员发送（明天需由杨璐明天与环艺做最后协商）；“中国脑”已经同意买断“电影节十日谈”全部稿件，因此算是网络主页的独家（虞立炜负责最后确认）；卓尚的“影院热线”上有我们的网上杂志“电影天下”，部分“十日谈”的稿子可用于这本半月刊的特别版，也是一天一期（卓尚等于拾了个大便宜，相信一定会答应，杨璐是“电影天下”主编，也由他去联络）。在10月20日即下周三，我们需出一期测试版，以考验每个环节的配合默契度和操作上有无大的漏洞。

深夜，戴伟敏就印刷费用和传送方法做了最后的通报，一切似乎都预示着“电影节十日谈”好象是一件可以触摸的事了。

虞立炜：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今年“感到电影节离我是那么遥远”，的确如此。99年10月的电影节一度让我兴奋过，尤其在经历了97年的多事之秋以后。可真的当这一天慢慢走近，却发现我已没有了往日的激情。以前历届电影节前的一个月我就开始打听相关的各种大道或小道的消息，这次则是平辉的一语点醒才忽然醒悟到电影节就在眼前了。

电影当然不能不看，两年一次，不看也辜负了自己。在拿到排片表并翻到最后一页以后，长吁了一口气。除了在《我的母亲》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其余都是根据空余时间、凭着感觉在“指点江山”，顿时心凉了半截。除了一些美国大片和中国电影以外，几乎都是闻所未闻，所谓的电影介绍一片溢美之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用处，和徐鸢通过电话后依然不得要领，他的情况也好不到那儿去，根据一贯的观影习惯和“稀有”程度，将北欧、法国、意大利的影片列入了首选，由于实在感到要充分利用十天假期在选片上有难度，我第一次将国产电影作为电影节的观摩项目：《那山、那人、那狗》和《草房子》，而前者已看过两遍了。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本届电影节的水准可能较前几届会逊色不少，媒体似乎也在论证这个结论，很少能看到关于电影节的消息，大多数都围着艺术节在转悠，感觉电影已沾不上艺术的边了。电影节门票公开发售的第一天上午，我连走沪北、国际、新光、大光明、环艺五家影院，按以往的经验，这时节电影院门口总有不少人人手一册排片表，拽着笔在念念有辞，甚至还有素不相识的人为影片好坏争的面红耳赤的场面，但这回失了算，连原先为“排队持久战”所做的心理准备也全无用武之地，在沪北（9点10分）和大光明（10点45分）都只有我一人在买票，国际（9点55分）、新光（10点30分）各遇见一位购票者，环艺（11点40分）情况稍好些，共有五位，而且我买的场次不少还是第一张出票，这与我原来的想象实在是大相径庭。由于组委会仅提供了前五天的排片表，后五天的影片“尤在云雾中”，于是将影片安排的满满的，最夸张的一条线路是：国泰—沪北—影城—衡山。最后当然是取消了，“打的”毕竟心痛钱包，只能将“放弃是需要勇气的”作为座右铭牢记心间。电影节的头一炮就没有开好，气不免有点不顺。

    这期间还有《电影节十日谈》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者，包括参与前期的策划和敲定原计划外的与《中国脑》的合作,与《中国脑》的交往颇具戏剧性。今年8月中旬接到《中国脑》中文版编辑陈苗小姐的电话，说是“李欣”让她找我谈谈合作意向，我很自然地想到是“101”的李欣，尽管还有导演“李欣”和主持人“李欣”，但这些名人和我从不沾边。我们约时见面，相谈甚欢，然而在与她的交谈中我居然发现介绍人“李欣”另有其人。并非我前面提到的三位。事后我也询问了李欣，他也对《中国脑》和陈苗一无所知。整件事都透着奇怪，而且至今没有答案。但不管怎样，彼此合作的意向是确定了，先从碟片市场报道入手，可能的话慢慢地再增加栏目。由于没有作记录，具体的日期已经不清了。总之进入10月份，即《电影节十日谈》准备启动前夕，由于稿件交接的关系我去了《中国脑》，发现他们也在做电影节的网页，内容无非是排片表和影片介绍。我当即指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影迷在电影节观摩影片会上网搜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不如做些指导性的内容来得实用。陈苗对我们做《电影节十日谈》的思路很感兴趣，希望“101”能和《中国脑》合作并愿提供一些费用。由于当时我们正在和卓尚和环艺洽谈合作意向，因此我无法当场拍板。晚上和徐鸢通了电话，决定采用不同的方式合作：环艺以印刷文本、卓尚以邮件列表、《中国脑》则是独家网上专页，三条线同时出击。我将结果告诉陈苗后，她表示将与公司上层请示，还指定公司职员刘立华小姐作为协调人。不久《中国脑》就有了回音，一切搞定！这样《中国脑》后发先至，成为《电影节十日谈》最有效率的合作者。

徐鸢：

    1999年10月14日晚，梅陇镇广场十楼：环艺电影城。“十日谈”编委会会议。会上，我首先表彰了虞立炜、杨璐在本次操作过程中各立头等奇功一件，为“十日谈”的诞生扫清最大障碍。其次，确定在正式操作时的各人的行程，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如何交接事项。第三项内容是设立栏目与名称，初设栏目如下：

道道道（每日新闻）

在路上（每日看片最佳路线）

评踪显影（当日看片影评）

笑一笑，你会更动人（当日看片过程中发生的趣闻）

打破沉默（采访式的影迷对话录）

甲方乙方（与电影人采访对话录）

饮食男女（电影节期间的食膳等辅助服务）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征集各路影迷的稿件）

    环艺影城的负责人林琦小姐也饶有兴趣地听了一会我们七嘴八舌的讨论，我把策划书给她看了一遍，她表示满意并协商了“十日谈”上的广告栏目的文章事宜。张帆姗姗来迟，还打翻可乐，被我们大伙批评了一通：这种事先不请假的态度，真到了电影节成何体统？

杨璐：

    1999年10月15日，电影节排片表下册出版。

    15日也是《电影天下》发送的日子，我将《电影天下特别版》会连续十天发送的消息发布了出去，并为环艺做了一个广告，提示大家20日可以去环艺电影城领测试版，从电影节期间收到了不少订户的来稿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徐鸢：

1999年10月17日下午一时，虹口图书馆二楼的演播厅里人头攒动，一个个熟悉与陌生的脸庞在这里汇都。他们都是来参加“等待电影的日子”特别活动——101三周年特别放映场《四十大导与卢米埃》（LUMIERE AND COMPANY）的。

“等待电影的日子”是1999年4月101发起的一项活动，每月举行一次。任何人只要看到放映广告就可以来免费观看一部经典名片，放映后有专题讨论会，这个活动的创意来自于1999年2月的塔可夫斯基影展，几个月下来，“等待电影的日子”已经成为上海影迷心目中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观影活动了。每场放映最吸引人的倒还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电影放完后的专题讨论，每次讨论都是你来我往，欲罢不能。

记得年初时看“电影双周刊”500期的纪念活动就是放映“四十大导与卢米埃”，心中十分向往，现在看到旧友新知汇集一堂，想起101三年来的坚持，不免有些百感交集，这种情绪大概也影响到了主持人杨璐，他一上台就大失水准地错误百出，甚至还将国际电影集团的徐晓梦错说为陈晓萌，另一位主讲人戴妍则兴奋地对我说她要在“十日谈”上开一个专栏，讲述一个叫“费2M”（FILM）的人在电影节上的遭遇。创意虽好，但戴妍是所有作者中唯一两个允许不用电脑写稿的人之一，如果字数太多，恐怕打印就有问题，我基本同意她的想法，但要求每篇文章不超过500字，且绝对不能开天窗。

放映和讨论会的气氛依然热烈，甚至有观众听说这是101三周年庆而上台高歌一曲蒙古民歌的，通过“等待电影的日子”活动而认识101的赵杰听说要搞“十日谈”主动要求留下帮忙，留下开会的还有任遵亮、龚抒、陈晓蕾等。

会议再次向全体作者确认了写作、发稿的顺序，每晚写当天的影评并发E-MAIL给陈雷，（每个作者还要自备备份盘，以防不测），第二天一早陈雷排版完毕后再E-MAIL给戴伟敏，并将成稿打印做备份，防止戴伟敏处有不侧而转至杨璐联系的印刷点开印，戴伟敏收到E-MAIL后打印成稿交给印刷点制版印刷，完成后安排人于下午一时前送到环艺，每个作者要至少每天保证一篇稿子，龚抒还要给陈雷E-MAIL电影节有关照片，戴妍的稿件由她每天和陈雷自行交接，平辉必须在每晚将最新的新闻传真给陈雷，都由陈雷打印成稿。最后的发言是：每个作者没有一分钱稿费，还要做好贴钱的准备。

    附录：《半月谭》、《电影天下》电影节联合特刊《电影节十日谈》作者须知

    一、《电影节十日谈》共出版11期，10月20日出版测试号，10月22至31日出版第1至10期。

    二、《电影节十日谈》当日出版时间为下午1时。

    三、所有稿件须在出版当天上午8时前，以纯文本文件（.TXT）形式EMAIL至以下3处地址：

        陈  雷：chenleia@163.net

        陈  雷：paradise@online.sh.cn

        戴伟敏：wmdai@shfu.edu.cn

    四、《电影节十日谈》常设栏目如下：

        1、《道道道》（每日新闻，最新报道性文字）

        2、《在路上》（看片路线，推荐性文字）

        3、《评踪显影》（电影节影评，评论性文字）

        4、《笑一笑，你会更动人》（观影趣闻，花絮性文字）

        5、《打破沉默》（影迷对话录，采访型式）

        6、《甲方乙方》（电影人访谈，对话型式）

        7、《饮食男女》（推荐电影节辅助服务，推荐性文字）

        8、《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征集稿件及同好）

    五、《道道道》专栏以下作者每人每日至少供稿2篇。

        平辉、洪运、戴伟敏、徐鸢、虞立炜。

        同时希望以下作者积极供稿，但不作数量规定：

        陈震飞、任遵亮、顾易昜、龚抒等

    六、《评踪显影》专栏以下作者每人每日至少供稿1篇。

        徐鸢、杨璐、虞立炜、阎文亮、戴伟敏、孙洁、张帆、戴妍、陈雷。

        同时希望以下作者积极供稿，但不作数量规定：

        胡倍芾、王嫣、张璐、平辉、洪运等

        该专栏每篇稿件都应注明以下内容：

        中、英文片名；出品国家及年份；导演及主演；观片时间及地点；成稿时间。

    七、测试号专题为“回顾前三届电影节”，主要内容有“电影节佳片推荐”、“影迷排片表”、“大预言”（预测奖项和票房排行榜）以及本此活动自我介绍。为作运转测试，测试号稿件须在10月19日中午12时以后发出。

1999年10月18日，虞立炜说“中国脑”的50%的资金已经到位，20日测试版的发送工作由他来承担。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失业了。

戴伟敏还没有将印刷用的纸张买好，我责令他明天必须完成此事，20日测试版他会亲自督送。

杨璐在和有线音乐台的“娱乐快讯”联络，编辑戴霓对“十日谈”也很有兴趣，20日想过来拍点东西。

平辉问邓睿借了个数码相机用。他以电影节赞助商——《中杂银幕》杂志社代表繁荣身份正为电影节中举行的“中国银幕记者杯”颁奖会忙得不亦乐乎。

1999年10月19日，我申请的工休单批了下来，晚上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对过的肯德基就明天出品的测试版做了讨论，针对本次电影节换片量过多的情况，决定增开“来不及道歉”栏目，将各影院换片情况一一通报。赵杰因为是自由职业，他的排片基本在影城和环艺之间，所以他主动提出可将隔天的“十日谈”送到影城的平辉手里，解决了一大难题。

回到家后才开始动笔写测试版的文章，并将号召影迷信传真给了《新民晚报》和电影节组委会的陈晓萌主任。

1999年10月20日，上午《申江服务导报》刊出了我们撰写的电影节介绍文章和关于今天下午环艺发送“十日谈“的消息，我、张帆和戴妍推荐了几部相当冷门的电影，虞立炜回忆了当年电影节的感受，杨璐抛出了“看电影必备的七种武器”。

10：48，我在十区码头查验时，阎文亮急呼我，他说戴伟敏到现在还没收到陈雷的E-MAIL。戴伟敏已不用单位的局域网收，而去他朋友那儿用MODEM收了。我再致电陈雷，陈雷说他今天去了个大早，7：48就到了单位，9：15已全部搞定发给了戴伟敏，细究原因可能是陈雷用的E-MAIL是163的免费信箱，收发速度较慢，他又用了上海热线的账号发，戴伟敏应该收到了。11：15，戴伟敏收到了E-MAIL，下午二点，他出现在了环艺电影城，虞立炜已经在那里早候多时了。

晚上6时，我赶到环艺，发现发送情况并不理想，环艺除了林琦外似乎没有人知道发送“十日谈”的事，因为下午已有人打电话询问过环艺此事而接电话者说“不知道”。我马上与林琦联络，在进场处设了一个桌子和一个标记牌，谢琼、张帆正好赶来，我让他们拿着《测试版》见一个送一个。戴伟敏说了今天收E-MAIL的状况，并表示后天开始要让陈雷用上海热线的E-MAIL以便及时发送，并说印刷完后的折叠工作费时费力，虞立炜、戴伟敏折腾了一个下午才算完，虞立炜、戴伟敏忙得午饭没吃，一个下午滴水未进。我让他们立刻去吃饭。

杨璐：

    20日终于到了，我拿到申江报后，第一件事不是看我们的文章有没有登出来，而是看广告出来了没有，一看到欢迎前往环艺领取测试版的广告，我对自己说，这项活动已经成功了一半，不过，有些兴奋的我没有看到，广告里没有登环艺的地址，这又引来了徐鸢的批评，我只能说，同期上面环艺专用的广告位置上有确切地址，观众会找得到的。因为要上班，当天在环艺发生的事，我都来源于“101”同仁的即时通报，先是说戴伟敏怎么也收不到陈雷发出的稿件，后来又听说当天发放的情况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一抢而空，不过，细细想来，这些也未必是坏事，现在出现问题总比正式出版时出问题好，至少现在还有改进的时间，至于发放时情况不佳，也是正常现象，毕竟电影节还没有正式开始，平时环艺的观众流量并不大，而我们正是要通过这份小册子来提高环艺在电影节时的出票量来实现双赢的目地。

虞立炜：

    16日，我向《中国脑》发送了《电影节十日谈》的内容格式，以便他们预留版面。18日，戴老师和《中国脑》互相测试了“网路交通”，20日，《电影节十日谈》测试版出现在《中国脑》的主页上。这一天“101”主要成员也正式开始进入电影节状态，《电影节十日谈》测试版印刷品在环艺的发送。那天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由于媒体的广告尚未打出，许多购票观众也并不知道有这项活动，我和戴老师一个下午冷冷清清，从下午2点35分开始发送直到傍晚6点过后仅出清了一大半左右，余下的让徐鸢带去了影城。

徐鸢：

1999年10月21日下午5时，天色已暗。我收拾完东西离开单位，想着明天电影节就要正式开始，一切将正式启动，不知结果如何。坐在班车上，望见与单位一栅之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灯火通明，在夜幕里愈显魅力无穷，今晚这里将举行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班车启动的那一刹那，我脑海中灵光一闪：我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参加电影节开幕式？难道是今晚吗？

回到家中，陈雷打电话说“十日谈”测试版发送后收到了第一个要求写稿的电话，明天下午作者会在新光电影院与我碰头。E-MAIL中第一个要求写稿的是化名“古马”的网上留言者。有线四台的“娱乐快讯”播出了环艺免费放送《电影节十日谈》的消息，但令人失笑的是它用的画面全是17日放映《四十大导与卢米埃》的，想必带子不是戴霓亲自剪辑的。还在暗自好笑之际，平辉打电话来：“今晚你有空吗？来参加电影节开幕式吧！

王毅：

 10月21日

候宁静出租车

    到机场接机的侯师傅是位老司机，而且和电影颇有渊源：十几年前，拍《牧马人》时

开始，就有许多剧组包他的车。在那部轰动一时的电影里，他不单在“朱时茂”送“丛珊”一场戏中出了镜，还帮副导演选景、设计动作。说起那时的明星，老茂、丛珊、小方超，还有上海女儿龚雪，侯师傅语带留恋：一点儿不特殊，像龚雪，没有戏的时候就坐在电影厂花坛边看书。

    这辆车上一位接的是新出炉的百花影后宁静和导演冯小宁。可惜，侯师傅说宁不认识宁静，也没看过《黄河绝恋》。（而且好像也并不遗憾。）

    或许是侯师傅过于怀旧——他喜欢看那个时代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最喜欢的是《英雄儿女》，每当唱起“风烟滚滚”时，侯师傅说他就激情与热泪滚滚。

……

    电脑里查不到名字，支票被拒，要补拍照片……是组织者的疏漏，还是……？

    好在，当天晚上终于赶上了开幕式。

    宁静偏要在黑丝绸礼服外披件军大衣：怕冷，可评委中的法国女星布盖人家也穿低胸晚礼服；可能这是设计好的吧。

    除了官员、评委外，谢晋、李行、刘琼、张瑞芳、秦怡、卢燕等长江前浪较比引人注目。秦汉戴了墨镜，还压低了帽子，我果然没有认出来。

第一天10月22日周五 多云

徐鸢：

上午照常七点醒来，昨夜开幕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打了个电话到陈雷单位，他已经开始在看稿了，想来情况还不错。

9点，我准时出发前往上海影城，经过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门口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徐汇房地产交易会正值开幕。与之相比是相对冷清的上海影城门口，少数观众在买票入场，底楼大堂内聚集着许多熟悉的面庞，虞立炜、戴妍、曹峥、阎文亮、张帆、老白都是101的成员或朋友。9：30，我的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一年四季》上演了。

11：00，这部纪录片风格强烈的法国电影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结束了，我们热烈讨论着走出了影城一号厅，大堂里“中国银幕”柜台前银光闪闪，平辉正在接受上视《今日影视》（ENTERTAINMENT TONIGHT）的采访，他手拿《电影双周刊》出的“四十大导与卢米埃”对记者侃侃而谈，我让抓拍了一张照片。

11：15，我们一行人到影城对面的饭店吃省钱省时的咸菜肉丝面，虞立炜焦急地说，连戴伟敏都收到E-MAIL了，“中国脑”还没有收E-MAIL。

原定11：45放映的《对你来说太美丽》被换成了意大利的《语言的世界》，本想捧布莱叶场的我们只能入场随俗，门口有许多观众与工作人员在争吵，以为这是虚假广告。平辉人在大厅心在电影院，终于憋不住，买了张票进场，但由于对此片失望太大而中途退场，虞立炜也退了场，阎文亮想了想但还是留了下来。

看片期间，《上海电视》的曹峻打呼机给我说有《人猿泰山》的新闻发布会，我向他推荐了李欣。据说曹峻叫的快递在国际会议中心门外找到了李欣。

看完平淡无奇的《语言的世界》，我想着它的续集可以叫《THE WORLD IS NOT ENOUGH》，因为它实在可以拍一部间谍电影做续集。在门口遇见了“新主流电影”创始人马宁，我们一起驱车去新光电影院看《我的母亲》。

心跳加速地看完了《我的母亲》，我觉得太累，因此放弃了《情书》，和虞立炜一起驱车去环艺。在新世界商厦对面的报摊买报纸的时候，一位从新光尾随着我们的年青人说：您是徐鸢吗？请问今天的“十日谈”有吗？这一问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原来“十日谈”已经开始有口碑了！

我们和这位上海工程大学的学生一起赶到环艺时，戴伟敏正发送得不亦乐乎，戴霓也在帮忙。令我和虞立炜惊奇的是“十日谈”好象厚了许多，细看原来陈雷做了三张十二个版面。由于版面较多，因此戴伟敏分装时手忙脚乱，多出许多残缺的版面，戴霓拿了一些去复印，我立刻打电话给陈雷要他必须将内容严格控制在两张八个版面，并和林琦商议能否专门派人发送，林琦回答她有考虑到安排专人，但今天“专人”病假，因此从明天起可以正常。戴伟敏说今天陈雷晚发了稿件（10：30），由于做了十二版，内容太大，因此他11：40才收到，一下午又是滴水未进，颗粒未食。我让他去吃饭，戴霓好不容易复印补全了残缺的版面。虞立炜坐在观众入场口边，向循着广告而来的观众派发剩下的“十日谈”。三人围着桌子就着爆米花随意地聊着，虞立炜似乎情绪很低落，我说101让许多人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是我害了大伙。

17：00，我去宝庆路拿昨夜开幕式现场拍的照片，再回环艺赶上18：30的《晚餐游戏》。在环艺门口遇见了陈石韫，没来得及和她约稿。

无聊的《晚餐游戏》散场后，我在场内找到了打着哈欠的陈雷，将照片交给他让他扫描后用并再次关照版面一个都不能多，一个都不能少。

20：45，我和虞立炜赶到了鑫乐普陀电影院看《骇客帝国》，在门口遇见了陆有俊，他笑着说自己就是古马。在剧场内遇见了在《戏剧电影报》上撰文大赞《骇客帝国》的朱培勇，他狐疑地打量着我：“原来你也看商业片？”平辉、杨璐、赵卓辰也在到了场，还有个女孩子和我聊了半天我也没想起她是谁。

回家已是23：45，郝燕来电邀请我参加明晚举行的《中国银幕》记者杯招待酒会，我看一眼电脑，倒头睡着了。

杨璐：

    22日本该轮到我正式出手制作《电影天下特别版》了，中午，我没有下楼去吃饭，而是端坐在电脑前收稿件，此前，我已让同事将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按我的要求设置好了。谁知还是出了事，中午我们公司临时决定开会，我只能丢下已做了一半的稿件，好在还来得及给陈雷打上一个电话，让他代劳。23日出于排片的缘故，也是陈雷代我向卓尚发送。那天，又出了一件事，陈雷清早发出的稿件，戴伟敏居然没有收到，陈雷只能再回到公司里重新发送，那天直到下午四点才将《电影节十日谈》送到环艺。不过，此后的发送开始变得非常顺利，直到30日。

虞立炜：

    22日，电影节观摩开始。早上连续两场都是法国电影，《一年四季》和《对你来说更美丽》。9点15分我到达影城，先挨一记闷棍，《对》片换成了意大利的《语言的世界》。看不到卡罗尔·布盖有点遗憾，不过本来《语言的世界》就是计划中的内容，所以也没什么。12点10分我退场了，在影城大堂晃了无数个来回，让谢晋、李行的声音时不时的传到耳边。午后上海的交通让我、徐鸢、戴妍一路小跑地赶到新光电影院，所幸感到时正好放到片头最后一行字幕，损失不大。《我的母亲》让我享受了整整两个小时。

    随后徐鸢放弃了陈可辛的《情书》和我一起去了环艺，《电影节十日谈》的发送情况明显好转，形势喜人，6点半我进场时已只有寥寥几份了。《晚餐游戏》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普陀看《22世纪杀人网络》，因为耽搁了一些事，我坐到电脑前写《电影节十日谈》稿件时是凌晨2点35分。这是我在本次电影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天看了五部影片，事后才知道这一天我已经完成了电影节三分之一的“功课”了。

赵杰：

    9.30影城“一年四季”   电影节排片表显示该片为“a year in provence” ， 但其实它与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无关，与美食，烈日和拖沓的装修无关。

    11.45影城“股海惊狂”   这部影片和波兰的股市

发展水平相当。

    14.00国泰 “恋别极地”换成“妒火中烧”

    16.15国泰 “危险行动”

    18.30环一 “晚餐游戏”  我观察到徐鸢自始至终坐得很直，他不喜欢这部片子。但无疑它是电影节最好笑的片子。

    20.45环一  “剑与火”   一段史诗，但太长了。

    我本想每日给“十日谈”写一篇没问题，可太累了，第一天就偷懒了。

王毅：

    数字

本届电影节共有来自46个国家地区235家影片公司参赛、参展的影片386部报名，224部参赛参展，其中参赛片19部；共组织大小活动31项。

电影节中国银幕记者杯，共发放选票200张，收回170张，有效164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获奖，得72票。

十天——

一部未完成的纪录片

出品：电影101工作室

编、导、演：

徐  鸢，公务员                   杨  璐，证券投资分析师

虞立炜，动画设计师               戴伟敏，大学干部

李  欣，海外华人                 陈  雷，秘书

平  辉，记者                     阎文亮，飞机维修师

赵  杰，自由职业                 周健蔚，学生

张  帆，大学学生                 孙  洁，大学学生

戴  妍，大学学生                 曹  峥，大学学生

王  毅，记者

图形（由戴伟敏负责）地址路线：

放映时间：

徐鸢：

    1999.10.22到1999.11.1，不过十天的时间，240个小时，对于任何人而言应该都是相当稀松平常的十天。但对于我们而言，这十天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毕竟，任何历史都是个人的历史，对于我们而言，自我书写历史是对自我身份的追认与肯定，毕竟，这十天发生的事没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也最多象看街上花花绿绿、胡闹过分的非法刊物一样，好奇而已。兴头过了，没有人会记得这十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了。

十天之前

徐鸢：

1999.7.3，虞立炜家。电影101工作室上半年度工作小结暨下半年工作计划会。徐鸢、虞立炜、杨璐、周健蔚、陈石韫、杨一敏、陈雷、胡倍芾、阎文亮、戴伟敏出席。李欣去了厦门，平辉上班，因此未出席。

走进虞立炜家已经是1：00，但周健蔚等人坐在虞立炜的床上谈笑风生，客厅的门轻掩着，戴伟敏一本正经地在对着一台摄像机大放高调，这是杨璐安排的一次电视采访，只不过时间稍晚了些，会议因此推迟了近一个小时。

会议内容从标题上一望便知，每个人都被通知必须发言，陈雷不知从哪弄来个数码摄像机拍摄会议花絮。101的工作会议是个非常令人哭笑不得的怪物：会议进行到最后总会跑题，结果许多事不了了之；每个人的思路也无法统一，明明是九不搭八，但还是充满热情地在争论；永远不需要在这种场合许诺，因为变化总是来得太快，许诺会变成今后几个月内的笑谈。如果当时有一个对101一无所知的人旁听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真是个“超现实主义”的行为艺术展。但参加者均乐在其中，因为没有更优秀的人出现，没有更好玩的地方可去。

对于99年上半年101的工作和自己的表现，大伙轮流发言。杨璐首先发言，自言成绩与失误四六开，热情开始减少；陈石韫说自己非常忙，预计要到十月十日以后才有机会为101做事；杨一敏不住地检讨自己，说自己都怕见到101的人，因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陈雷着重谈了自己对梅朵老师的“痴心错付”；胡倍芾说101一定要定位、定位再定位；阎文亮已经着手下半年网络的开拓；虞立炜则谈了“等待电影的日子”活动引来大量影迷但无法组织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我最后发言，面对上半年的工作，我提出了下半年“各有各精彩”、“悠长假期”两点：由于各个理想不一，现状不同，因此在未来之路上自然会有许多不同步之处，各人千万别太把101当回事，自己的生活要放在首要位置，当它与101发生冲突时，一定要选择前者；101的日子纯真而美好，各位就当这是人生驿站，请珍惜在101的日子，那是人生之旅上的一个“悠长假期”，迟早都会如“BEACH BOYS”的结局一样。

随后的下半年工作讨论中夹杂着陈雷灵活的摄影机位转换和大瓶被喝光的可乐七倒八歪，杨璐叫嚷着要看戴锦华的《镜与世俗神话》，大伙都对下半年工作没什么打算，唯一值得讨论的似乎只有10月底举行的电影节。在电影节上我们能干些什么呢？杨璐再次声称他力争拍出他的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剧短片，还提出“等待电影的日子”可以搞个小电影节。我一再请求大伙能早日完稿，内刊三周年号和在10月、11月连出两期的《半月谭》要保证质量。陈雷冷不防地提了个问题：《半月谭》究竟怎么出？是在电影节进行前出还是进行中、进行后出？

1999年9月5日，星期日。一早我便去了浦东海关参加科长资格考试培训，下午再赶到虞立炜家参加《半月谭》编辑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围绕着即将到来的101三周年和《半月谭》的“电影节专号”如何玩，焦点是后者。按目前《半月谭》32开本，近50页左右的内容来看，“电影节专号”可以拆开按电影节的日程安排每天出一期，一期出8页左右，印2张A4的纸排8个版面，每页字数可排700字左右，每天的文字量不超过6000字，每天下午一时出版，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作者和交接工作、费用。我们统计了可能会写稿的作者，共有12位之多，按人平分每人一天写500字就够了。交接上也有问题：每个作者必须要有电脑和E-MAIL，否则稿件无法及时传输。每个作者在结束一天看片后，回家写稿，发E-MAIL给陈雷，第二天正常上班的陈雷在上午之前将所有稿子审完排版，再将稿子E-MAIL至印刷的地方，或打印后快递到印刷场。印刷后再于下午一时左右分送到各大电影院。按每家电影院发50份计，十家电影院一共500份，每位影迷都可以免费获取。这些所有的成本费（包含快递、印刷）目前无法估算，但肯定在2000元以上，这对经费已进入冰川期的101而言无疑是铁达尼遇冰山。

大伙拼凑完这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后都面面相觑，似乎不相信这个计划是从自己嘴里讨论出来的。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些人是要请全休操作的，一问之下只有三个人全休，两个还是要翘课的。杨璐对这个计划不屑一顾：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些劳民伤财的事情？意义何在？

又是一轮艰苦的辩论后，所有人都同意：这份号称完整、真实记录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幕前幕后的杂志将成为电影节史上独一无二的民间记忆，同时它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节史）上第一份完全为普通观众影迷准备的“不可能的礼物”，其意义自有后人评说，我们要做的只是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将它创造出来。

杨璐也肯定了它的意义，但表示如果没有人赞助，他绝不染指“电影节专刊”。之后，我慢慢地说：“没有赞助，自己出钱也要做，电影节一共十天，这本刊物就叫‘电影节十日谈’吧。”

    1999年9月12日下午，有线影视频道在广电大厦演播厅举行“50周年50部经典中国电影评选揭晓晚会”，我在录播现场巧遇电影节组委会执行主任陈晓萌，对于97年第三届电影节的合作我们仍记忆犹新。我终于有机会当着他的面说了两句话：第一，那一年最遗憾的事是最后和我们谈的不是陈晓萌，如果是他，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第二，无论有任何误传，我们认为与陈晓萌先生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同时，我也提到了今年电影节我们会做一本完全免费的、纯为影迷服务的小册子，如果有兴趣可以进一步联络。陈晓萌随和地点了点头，收下了我的名片。

    1999年10月8日，原定18：30开的会因为虞立炜通知上的差错延迟了半个钟头。赶到肯德基后立即进入正题：10月17日“等待电影的日子”特别放映以及“电影节十日谈”的制作。所有人都神色凝重，因为对后者实在是没什么信心。陈雷带来他写的赞助计划的成本高得惊人，杨璐在稿费一栏上重重地划了一个“×”：“跟别人谈赞助，这个费用可去掉，再去掉‘其它类’费用，这个价钱别人也许还能接受。”“电影节十日谈”在各大电影院发送，那让电影院赞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在“十日谈”上还留出了广告位，真正是按价论位。要普通的国营电影院赞助这本杂志好象没什么指望，环艺电影城这类合资影院也许会有意识和兴趣。杨璐、平辉、陈雷负责与环艺协商（除环艺外，其它电影院包括上海影城也在考虑之内），戴伟敏负责询问印刷的地点与成本，因为要印照片，所以对印刷的要求高一些。由于整个流程巨大，所以在操作之前要实战模拟一次，时间未定。会议结束时，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位：请随时随地注意拉赞助，同时，任何人做这件事不要勉强，因为缺了谁都可以照常操作。

1999年10月11日，是杨璐、陈雷、平辉去和环艺谈赞助的日子，我在乍浦路另约了人谈奇斯洛夫斯基。路过国际电影院的时候，发现电影节的片目已经出版，但相当有趣的是只有上册出售（即22日——26日），下册出版之日未定。影院的售票员反映这本书今天刚到，销量远超过当日的电影票、录象票，听完这话，我心头不禁一热：电影节来了！喜欢电影的人也来了！经过一家音像商店，老板看见我手中醒目的黄色排片表，兴奋地让我介绍有哪些美国电影，还拿了枝笔抄下了一些片名，说好多片子已经出过VCD，可以乘机再进一批，再捞一笔。

回家后接到两个电话：虞立炜处传来消息令人惊喜：他下午和“中国脑”（CHINANOW）网站的有关人员闲谈中聊起“电影节十日谈”，“中国脑”很感兴趣，并表示可以考虑收购我们的文章，价格已议。杨璐的消息是：环艺表示了兴趣，但只同意在本院发送，明天听最后回音。

杨璐：

    记忆有时真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虽然两个月前那场可以称得上是轰轰轰烈烈的活动令得自己现在想起来仍是热血沸腾，然而，一些具体的时间却不知藏到了脑海中哪个深处，无法找寻，亦或是当时就没有想过要记下这些日期，因为“101”三年来的奋斗，我们从来想的都是如何再做得好一些，而不是去给自己树碑立传。在这里，我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知道的《电影节十日谈》这份小小的印刷品如何诞生的过程呈现出来，并尽量保持它原来的面貌。

    “101”三年来做得很多事，其起因都非常简单，常常都只是某位成员提出了一个足以令大家兴奋不已的念头，然后就一起努力去实现它。《电影节十日谈》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主意早在电影节开始前的二、三个月里就提起了，并且论证过多次，因为，这项活动对“101”来说可算是三年来最大的一个项目，它将全方位的考核“101”的综合能力。一是“101”的成员有没有可能每天写出那么多稿件，要知道，每人每天一至二篇，都要在看完最后一场电影后才能开始写，还必须是与当天有关的内容，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二是成员间仅靠网络来传送文章，技术上是否有保障，最后确定了向排版的陈雷和印刷的戴伟敏同时发送以确保万无一失的方案。三是陈雷每天早上十点前就要完成稿件的接收的排版，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四是戴伟敏收到后，能不能及时印刷后赶在二点前送到影院。五是连续十天的操作，将耗去不少金钱，财力上已捉襟见肘的“101”能否承担得了。六是电影院会不会同意我们在那里发送。我则从《电影节十日谈》的栏目设置上看出了一些商业可能，于是提出了可以引入广告商的办法，同时提出，为了增加商业含量，也为了提高“101”网络刊物《电影天下》的知名度，《电影天下》将连续十天向网上订户发送《电影节十日谈》的精简版。然而，不擅长谈钱的我们直到九月底仍未能引来一个广告商，大多数参与论证的成员认为，我们有必要为电影节和影迷们献上这样一份东西，即使自己出资也要将它办出来，而我则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赞助的话，将不参与这项活动，稍后，我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旅游。等回到上海时，讨论似乎已有了一个结果，在回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被告知与陈雷一起去环艺电影城商谈赞助的事，条件是让对方可以打上自己的广告。陈雷拿出一份预算表，我一看，要五千元，于是说，这个价钱会把别人吓跑的，然而我拿起笔在那份预算表上粗略估算了一下，写上了一个二千元的数字，我说，这个保底价虽然可能会让“101”贴一点钱，但会比较容易让赞助商接受。会议中，我拨通了环艺电影城负责人之一林小姐的电话，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我们曾在在一次谈话中见过面，那次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接下来的商谈中，我知道这原来是由双方的误会造成的）。出人意料的是，林小姐非常爽快了答应了见面的要求。

    11日晚，我和陈雷如约前往环艺，陈雷迟到了一会，在等待中我先向林小姐介绍了“101”目前的一些情况以及《电影节十日谈》的一些细节，陈雷赶到的后，他又向林小姐具体介绍了这份小册子的栏目设置等，谈话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最后到了摊牌的时候了，我们拿出了二千元的报价，林小姐看了一下，我感觉得到她认为这个价钱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对她说，环艺除了标记外，还可以在《电影节十日谈》上每天刊登一篇自己的介绍，为了促使她拍板，我们又拿出了另一份礼物，除了《电影节十日谈》外，环艺还可以在《电影天下》上出自己的广告。最终，林小姐答应将在第二天与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然后尽快给我们答复，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证在环艺独家发送，我们欣然接受。然而，离开了上海几天的我，可能因为没有参加期间的某次会议，在商谈中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原定要在十家指定影院中同时发送，二是虞立炜此时也正在与网络公司“中国脑”商谈赞助的事。对此毫不知情的我一路带着愉悦的心情往家里赶，如果不是一个重要的拷机响起，可能《电影节十日谈》真的要夭折腹中了。

    这个后来被证明意义重大的拷机是“申江报务导报”的一位负责人打来的，通过他，“申江”一直与“101”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次，他又来约电影节的稿子，并说想要连着做几期，我们大致谈了一下文章可能的格式，然后，我向他介绍了《电影节十日谈》，并说由于赞助商的要求，我们的稿件要保持独家，谁知这位负责人也非常爽快，说如果这样，可以刊登这家赞助商的广告作为补偿，我心中一动，因为这样将会大大提高《电影节十日谈》在发送前的知名度。带着一连串的好消息，我拔通了这次活动的“总指挥”徐鸢的电话，向他汇报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的提出了这次会谈中的失误：如果只能在环艺一家发送，将远远达不到原来设想的效果，能拿到这份小东西的人群也将被大大的限制，而且一旦“中国脑”谈成，我们回绝哪怕一家都会令自己的信誉受损，何况环艺答应出的赞助费只是我们的最低预算，我们仍要贴一些钱，如果加上“中国脑”的出资，我们就完全可以将这项活动的经费打平。他有些怪我太快答应环艺了，此时，我提起了“申江”约稿的事，又说“申江”愿意刊登广告，一个大胆的主意几乎同时在我们两人的脑海中形成，就是环艺、中国脑、卓尚、“101”四家人家一起联手做这件事，其中环艺将拥有印刷品的独家发放权，但要保留其中的20%，让我们隔天在影城发送给圈内人士，因为已经隔天，就不会对环艺构成什么商业上的威胁了，“中国脑”则拥有在主页上的独家版权，卓尚拥有电子刊物的发行权，但必须做部分删减，一方面方便传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国脑”在网络媒体上的独家性。此时，徐鸢又提出，可以在二十日，也就是“申江”出版的时候，出一份《电影节十日谈》特刊，一方面可以检验我们的运作能力，一方面也可以提前为环艺和《电影节十日谈》打开知名度。

    第二天一早，带着这个方案，我们开始了各方电话会谈，先是林小姐来电话，说完全答应昨天我们提的条件，我马上向她提出了新的方案，并说，如果可以的话，“申江”将会在下周出一个将在环艺发放测试版的广告，同时也向她提了我们在经费上的难处，林小姐说环艺这方要再商量一下，并说她将在当天给我答复。隔后不久，虞立炜这边传来了中国脑已同意的消息，接着环艺这边也通过了，我又拿起电话联系卓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卓尚也飞快的答应，然后是“申江”。新方案能够如此顺利的一天内被各方接受，就我认为，“申江”这个广告应该说是起了一个画龙点晴的作用，因为它让《电影节十日谈》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充分的体现了出来。现在，这份小册正式被定位为四方合办，在每期的题头将打上合作四方的名字。

    这也是“101”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做一项不赔钱的项目，但我们更多的是沉浸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出一份与影迷交流、与圈内人士对话、为电影节做记录的刊物的喜悦中。在出测试版前，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环艺，商讨细节，很快确定下了栏目，又定了作者名单，其中有大部分人被要求每天的稿件不得少于两篇，现在想来，我们还是漏了一点，就是不同的栏目要都要的一个固定作者，结果在实际操作中，稿件绝大部分是影评，使得这份小册子多少显得有些单调。

在美國這樣一個具有清教傳統、宗教氣氛濃郁、猶太人掌握話語權的國家裏，《基督受難》引起廣泛的爭議是必然的。梅爾·吉布森顯然知道這一點，沒有採用主流電影的宣傳路數，即使已經有片花在影院放映後，相關的報導依然很少。影片首映如同橫空出世，一時間輿論大嘩，票房隨之節節攀高。

十年磨一劍的梅爾·吉布森是影片最好的賣點。95年他自導自演的《勇敢的心》至今為影迷津津樂道，並使他躋身一線演員的行列。不過那時起他未再執導筒，以演員身份參與的影片水準也略有參差，如今挾昔日餘威捲土重來，果然又是一鳴驚人。

影片拍得很精緻，畫面有古典主義油畫的味道，用光、構圖、色彩都非常講究，輔以音樂的襯托，悲壯壓抑的氣氛貫穿始終，而且在氣勢上沒有任何的中斷和冷場。拍攝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對導演的敍事能力是一個考驗，情節上的起承轉合能做的文章有限，只有利用所有的電影元素渲染出的情緒才是贏得觀眾的不二法門。影片在開始時表現了耶穌內心的交戰、恐懼和對生的誘惑，影像陰冷，應該是帶有導演自身對神之子的觀點和體認。從耶穌被猶大出賣、俯首就擒開始，梅爾·吉布森的個人印記逐漸浮現，我們熟悉的慢鏡和近景的運用開始煽情並主導觀眾的心態。耶穌滿身的血肉模糊把所有的表演化解於無形，其自身形象的建立是由士兵甲乙、群眾若干的反應鏡頭來建構的，演員的作用開始突顯，不過很符號化，多少有點做作，而貝魯奇自毀形象也無濟於事，反派祭司長和一眾祭司表演空間有限，臉譜化了一些，惟有聖母瑪麗亞給人以痛失愛子的悲涼感受，表演層次豐富，令人影響深刻。“基督受刑”和“釘十字架”兩場戲落墨重彩，其過於直接地表現據說直接導致了一位女觀眾的死亡，也同時影響到了影片的評級，但從觀眾的反映看，對基督捨身行為的感動和惻隱超越了流於表面的、對施政者殘酷的恐懼和憤怒。站在宗教的層面對古人和歷史的進行討伐往往可能囿於個人臆斷，悲天憫人才是影片真正的內核，在這一點上梅爾·吉布森做的很成功。

從梅爾·吉布森僅有的兩部導演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悲劇人物和題材的偏好，但華萊士的個人傳奇顯然不適用於本片。“基督受難”在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之間依靠不同的語言和方式、乃至不同的版本傳誦了上千年，任何戲劇化的加工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優劣於是取決於如何“真實再現”。梅爾·吉布森強調影片所有內容都取材于“四福音”書，粗略地對照了《聖經》，出入並不大，當然細節難以深究。梅爾·吉布森無疑是非常聰明的，首先就已經把這個極富爭議性的話題局限在先驗文本的範圍內（一些猶太教派曾一度抗議該片，幾天後就聲息見弱，說明梅爾·吉布森真是有備而來），其次用拉丁語、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的對白，也避免了現代語言歧義上的漏洞，這兩招就足以抵擋任何關於史實方面的口誅筆伐，保障了他在涉及宗教敏感“雷區”時的安全，但同時也就不可能產生類似于馬丁·斯科西斯一樣具有宗教思辯色彩的作品。就一般經驗而言，我認為梅爾·吉布森可能只是想拍一部出色的電影，因此不能，也不必指望本片會比《基督最後的誘惑》走的更遠。

看了一些關於本片的評論，有些觀點認為影片是在“歌頌上帝”，也有人認為是拿“宗教加暴力”做賣點，我認為都對，因為取決於立場。但還有一些在擯棄《聖經》的基礎上進行的立論到讓我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既然否定了《聖經》和耶穌的真實性，再探討影片的真實性是不是有些多餘？而從猶太教派的反對聲中則透出影片“強調是猶太人殺死耶穌”，讓我覺得還有另一個解讀的角度，那就是所謂的“民意”，“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這才是影片想要警醒世人的地方。“上帝的選民”因為嫉恨，用取巧的方式將上帝的兒子送上了十字架，而上了十字架的神之子卻是為了救贖世人，包括殺害他的兇手，沒有比這更荒謬的悖論了。歷史上災難深重、上一世紀近乎滅種的猶太民族在今天的影響力無遠弗界，但那雙沾滿聖血的雙手在跨越千年後再次被啟動，依然在撫弄著敏感的神經。“基督受難”從此也和《約伯記》一樣，成為猶太宗教學說中亙古的話題，一個難以釋懷的夢魘。

題外話：

看完本片後我忽然由梅爾·吉布森聯想到了姜文。兩人都是演而優則導；迄今各有兩部個人作品問世，第一部都是完成個人心結，第二部則踏足敏感題材。梅爾·吉布森的不幸在於他所處的電影環境使他再出色的作品也可能受到“商業性”的詬病，這卻是姜文可以超然的地方。但反過來，梅爾·吉布森可以揭示當今世界強勢文化中最隱秘的瘡疤而無損於——甚至鞏固——他的個人地位，而姜文把即將面臨“集體失憶”的慘痛和人性中難以示人的一面暴露在陽光下時卻無人敢正視並加以打壓，幸與不幸有時真的很難說。

for:52rock

謝謝西貢小姐補充的細節.楊德昌的電影裏總是有那麼一兩個搞笑人物,把一些相對沉重的主題略為釋放,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獨立時代>裏都有類似的符號,或許這也是他和蔡明亮和候孝賢不同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方式,作為著力於都市生活的描述,多少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洋洋僅僅參與了部分情節,但把他作為楊德昌的主觀視點也未嘗不可.冷靜和旁觀正是他一貫的手法.

機緣巧合,看<西貢小姐>和<蝴蝶夫人>的時間間隔很近,所以很不好意思地說,相對而言,我不是很喜歡<西貢小姐>.作為異國戀的悲劇,文藝作品多了去了,<西貢小姐>和<蝴蝶夫人>之所以出名,前者是因為文化強勢,後者則因為文化沉澱.用高雅或通俗去區分純屬狹隘.說實在的,我喜歡歌劇,只要有可能也會去看一次現場版,但更多的時候是聽CD,這和現場聽音樂會不一樣.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樂團和指揮手裏,差別很大,而且有許多即興的成份讓你有意外驚喜.但一出歌劇裏真正讓你喜歡的唱段可能就這麼一兩個,這就使觀賞歌劇成為一種考驗.由於演繹的方式不同,因此在節奏上兩者沒有什麼可比性,但普契尼的版本更為單純,也更為嚴密,一氣呵成,貫穿始終.而<西貢小姐>在題材上就具有排他性,之所以在美國大受歡迎,很大程度上源於至今揮之不去的,纏繞在美國人心頭的越戰惡夢,脫離了這個文化和歷史的背景,<西貢小姐>的意義就會削弱很多.而且劇中人物的行為多少缺乏合理的邏輯,很生硬,即使最後<西貢小姐>自盡讓觀眾震顫了心靈,但總覺得不自然,不那麼順理成章.所以我覺得雖然同為經典,<西貢小姐>無法和<貓>,<歌劇魅影>等平起平坐還是不無道理的.

HHT

《麻將》中的臺北正是迅速膨脹的商業化社會的圖景，跟眼下的上海其實沒什麼差別。《一一》裏的NJ身處低迷IT公司，周圍人心浮躁，大都惟利是圖，內心異常苦悶，這跟我們的環境也差不多。楊德昌對電影裏眾多人物是否定的態度，這在樓上同志的帖子裏沒有見到。我覺得樓上同志應該好好去想一想，你說的文化論，經濟論，這關乎一個電影，有多少的分量？

    因為看到樓上貼的關於電影的書的帖子，才多說幾句。。。。與其讀那些書，不如去好好看看現實。

    楊德昌被你說成個和事佬。在電影中，他所憎惡的和所愛惜的是分明的，甚至是激進的。在《獨立時代》中，是這樣，在《麻將》中是這樣。在《一一》裏，他自陳平和了許多，但對一些人物仍然是嘲諷的態度，因為電影還是在一個世俗的場景中。我說的否定，並非楊德昌就是一個道德的法官（有人曾這樣議論），但他的電影作為一個諷刺劇自然是有立場的，“否定”就沒有所謂的同情？這我沒這樣說。他的電影的力量就在於，少有的清醒，少有的戲劇性組織。他企圖還是很明顯的。其實這種企圖也不必去美化他，讓他失去銳利。

其他。。。不說了。

film101studio

   好象有點跑題,不過還無妨.

   hht兄認為楊德昌對人物的否定,我覺得顯然是沒有讀懂他.楊德昌從來不臧否人物,他影片中流露出的人性關懷絕不亞於其他任何同類型的導演,這恰恰來源於楊德昌對現實生活的體認,所以他不譴責.即使是對小四,也依然是滿懷同情之心.NJ覺得對不起大田,他又能怎樣?在家修養?但生活還是在延續.因為你無法保證在同樣的現實面前能作出更好的選擇.道德正確是容易的,現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理論肯定是不能當飯吃的,但抽去了文化和經濟,你又能在電影裏看到什麼?緣木求魚嗎?

   讀書和現實已經變得像是是孿生兄弟,諸如面對現實,多看點書;或是面對現實,少看點書等等,於是沒能讀成書,現實也看了個模糊,一派兩敗俱傷的局面,為何不可得兼呢?hht兄所提到的現實場景並不錯,但也不儘然,起碼我有過被人看作是不現實的經歷及和我一樣不現實的朋友, 所以我不那麼悲觀.只能說你我對現實的體認和感受有點差異.

   PS.謝謝你附在後面的文章,現在我們知道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了,至少四種.

星星上的花   

也不要緊啊
用一部電影溝通所有觀眾本身就是個奢望
只要命題和受眾有交集哪怕陰影面積很小
導演就沒有白忙活
就象偶家三毛JJ說
“你問我最大的快樂是什麼？我必須坦白的說是「溝通」──跟一個人可以完全「溝通」的時候，那簡直是一種狂喜 。因為我們心裏有許多東西，在和這個社會溝通的時候用不著...”

顧衡

總覺得楊像眼光犀利又鬱積了很多話語的社會評論者，靠電影才發洩了出來；也正因為這種來自內心的言說，才使得一切有了生命力。

HHT

《一一》是那種典型的臺灣中產階級生活，怎麼會“草根”呢？NG住的地段比較中產，他的親戚也都是做生意的。來往朋友也都是體面人，沒有一個窮酸的，那個早年的情人也是常年國內國外的跑。楊德昌擅長的社會諷刺劇，更接近臺灣小劇場的傳統。臺灣的小劇場戲劇，嘲笑政治和各色人物。《獨立時代》裏諷刺他痛恨的庸俗化，人的媚俗、虛偽，道貌岸然的人庸俗化，崇高的藝術也庸俗化。《麻將》則講的庸俗化社會裏的年輕人，老一輩的人還有所顧忌，他們則做的更冷酷更前衛，這樣的現實不就是我們的現實？ 這種冷眼描寫，給人的是一種涼到腳跟的震撼。還好楊德昌還讓馬特拉給我們解除絕望，讓我們保有一些信心，結尾的擁吻也許感情廉價了些，但也好過徹頭徹尾的灰色，起碼我很喜歡。《一一》裏少了之前的那些憤怒（有人說那是說教），吳念真的NG讓人喜歡。NG和日本人的交往，樓主理解成一種溝通，這樣並無不可，但也只讓人一笑。NG說“大田是個好人”，並不光因為大田是個好人，正因為NG身處浮躁的環境，和大田的交往讓NG感覺很好，楊德昌仍是在折射臺北的現實社會。

上海比臺北更庸俗化，同時上海正經歷著《麻將》《獨立時代》中臺北那樣的階段。中國的導演有沒有楊德昌那樣的勇氣和敏銳？

film101studio

   正如一個人隨地吐痰但不影響他上富豪排行榜一樣,"草根"的涵義主要是形容個人的思維,語言及行為方式,與其所處的地位和財富的多寡沒有太大的關係.即使貴如"阿扁","阿蓮",草根特質依然濃烈.在個人的工作經歷中,和臺灣人打過不少交道,彼此間也會用"草根"相戲謔,,可見並不全然帶有貶義的成份.他們為人都不錯,也很熱心,但他們的表達方式我則未必習慣.

   "大田是個好人"也可能只是NJ自己的話語習慣,畢竟他思索比說話的時候要多的多,日本的生存環境也不一定比臺灣更安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都會面臨溝通的困惑,差別在於程度上的不同罷了.然而與能夠溝通的竟然是和你的生活環境和語言全然不同的人,本身就已經值得人們去想一想了.

相對于文化和素養的提升,經濟的發展要容易和快捷得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為其因果關係.而經濟的騰飛而造成文化的缺位,並非臺灣所特有,已然是全球性的話題.臺北我沒有去過,無法比對是不是比上海更庸俗,但個人以為雅和俗從來就是相伴和相對的,即使在紐約和巴黎也是一樣.至於源于自然背景和文化特徵的舉動更難以判斷.在歐洲餐桌吃面吃得呼呼作響是極為失禮的,而在日本卻可能表示是對店主的讚美,誰又是標準呢?文化強勢?我們也未必服氣.

早就買了碟,但一直擱在了那裏.習慣上看臺灣電影的時候,最好是在不會有任何干擾的地方,一旦情緒被打斷,重新培養實在有些難度,而且也會成為從沉悶和緩慢中脫離出來的絕佳理由.

   第一次看<一一>是在某個夜晚.我有個比較特別的習慣,在睡覺前挑張片子看上個5到15分鐘,如果覺得一般般就關機睡覺,覺得不錯就接著往下看,結果就是到了深夜.不過<一一>可是把我整慘了,差不多3小時啊!這是我唯一沒有估計到的情況,搞得第二天有點萎靡不振,但很喜歡這部電影,不久又看了一遍.

    影片開頭就是一個婚禮的場面,伴隨著鋼琴,很細膩溫馨.緊接著一個女聲的喝斥立馬把你拉回到臺灣的"草根"現實,讓您聯想到立法委員在國會打架的新聞不是沒有來由.然後由於祖母摔倒變成植物人,各條故事線開始蔓延開來,相關的角色各自進行著彼此相關或不相關的事情,有時各表一枝,有時又在某一點交匯在一起,楊德昌的確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將視線由一個普通家庭掃描到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和人們的各種心態,於是,現代人的"溝通"障礙清晰地表露在觀眾的面前.夫妻之間,兄弟之間,朋友之間,鄰居之間乃至拍檔之間,類似的溝通障礙幾乎無所不在.從表面上看,大家同在一個屋簷下,天天也是抬頭不見低頭見,通訊的方式方式也越來越簡便,應該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無間",反而造成了溝通的缺失.這種溝通的缺失並不是因為有人心存私念去故意隱瞞,或是導演有心在製造什麼戲劇效果,一幕幕的場景都可以在你們的身邊找到出處,這就不能不佩服楊德昌的洞察力.問題不在於語言,在於人們該怎樣用自己的內心去和別人交流.

    我想喜歡電影的朋友都知道,語言從來就不是,或不僅僅是交流的障礙.於是看到影片中會出現這樣的情節一定是會心的:一個是和主角有業務往來的日本人,他和主角之間都放棄了母語進行交談,但明顯能感受到他們之間的惺惺相惜,在非正常的交流狀況下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溝通.還有就是一直拿照相機拍"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然後給他們自己看的洋洋.一直到祖母去世,他始終未和祖母說過一句話,而在喪禮時則念了他寫給祖母的信,他說他"之所以沒有和婆婆說話,是因為我要說的都是你知道了的."這僅僅是出於年少無知嗎?偏偏他又是不可思議地早熟,於是導演使洋洋本能地具備了說出"皇帝新衣"的能力.劇中的角色設定都是些善良的人們,說明楊德昌的本意並不是要去譴責成年人的虛偽,反而是用一種人性關懷來體諒他們面對生活重壓,帶著面具生活的苦境,於是一個尚未被成人世界所影響的孩子和不屬於同樣文化背景的人成為他傳達內心世界的使者.

    我看的這場電影,觀眾十有八九是是臺灣人,中年以上居多,一是因為臺灣電影,二是因為免費,否則是很難想像一個週末的傍晚有那麼多人會趕到一所大學去看電影.當還不滿十歲的洋洋念出"我覺得我已經老了"時,劇場裏善良的人們發出的笑聲也讓我意識到,楊德昌的"溝通命題"也許還沒有打下第一根樁.

5年前，一个电影爱好者——应该和现在各位一样，对电影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相对固定，片源广且速度快的D商。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位。那时还真是“卖的不如买的精”的年代，从来不用听D商的介绍，当然一半也由于他手头的《米奇马丁的电影录象指南》。日深月久，彼此也成了朋友，FANS也开始为D商提供一些咨询，交换的条件是一可以为他预留一些片子；二是换片子的周期可以延长。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举手之劳，于是相得益彰。
      进入DVD时代后，某天，D商让FANS开张想要的片目，说是制“片”商要根据这张清单去进货。大家既然朋友一场，FANS就正告D商，我要的片子可能都是你卖不掉的，还是算了。但回答却是主流商业片人人抢着做，利润越来越薄，想另僻蹊径。
      两天后，两张A4大小的导演片目交到了D商手里，第一个就是费里尼！其后是安东尼奥尼、安哲罗普洛斯、特吕弗、拉斯冯斯提尔、戈达尔、塔可夫斯基等等。 
    

《罗马风情画》上市后的一个月，上海某宾馆。

在一大叠碟片封面的复印件上，FANS按影片的稀缺程度排了个队，希望D商能按此顺序出片。广东来的D商问他有无兴趣参与一下，FANS婉言谢绝。当时佳作之多难以言表，黑泽明的《影子武士》列于二类中，可想而知。
      CATS说到的某些特权，可能就是与此相类似，的确，这是某种特权。但我想他们实在是无愧于享用的。他们那时的购片环境和观影条件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对经典名片的概念十多年来仅仅停留于一张印刷模糊剧照和不足500字的故事梗概；花钱租录象带通宵拷贝；炎夏酷暑挤着公车穿越大半个上海寻找一张碟片；甚至在戏剧学院教了几十年电影的教授，也来问他借《十月》和《枪杀钢琴师》的录象，因为教授教了那么多年，自己也没有看过！
      这就是现在看起来类似于黑色幽默的FANS的处境，当时却实实在在地、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甚至有些“不择手段”。我不知道他们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但他们的确是真正地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式。
      他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具备改变D商的能量，但他们至少能影响一下“制片”的方式，你应该知道当他们在一些封面上做记号时，是需要一些责任的，而这些责任又是建立在常年对电影抱有热情后的艰苦付出，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市场里是否能看到让你称心满意的片子，相信我，他们仍没有松懈，今天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淘片子、看片子、谈片子，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成功。
      为了我们心中真正的自由电影，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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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份理解和宽容"

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们每次，每次讨论的结束语，不管是什么话题。你知道：面对这几个字我是根本无话可说的。

“主流商业片人人抢着做，利润越来越薄，想另僻蹊径。”
对那位商人的这句回答我刚看到时觉得有点意外，细想来合情合理。必须坦认我自己从未想过做非主流电影也可能是一个“纯商业的动机”。应该检讨自己的商业意识太差，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去。

我记得当年在广东的时候，经常深更半夜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始终都租不到一张可以打发时间填补空虚的VCD，更何况后来电影成为一种追求后身后更是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你应该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如何冲进你的办公室连招呼都不打张口就问某某片子你有没有。
加上我是典型的“非我不取”的人，得不到的东西永远都是心病。多年来与D版碟积怨已深，心怀怨恨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套用蚂蚁的一句话：其实我现在已经是老鼠掉进米缸里。和他唯一不同的是有的老鼠会嘴越来越刁，昨天的宝贝说不定今天已经成了废物。而且我一直都很自私，今天要这种电影，如果到处都有我自然没话说，明天我的口味要是变了，在心里我会要求每位D版商马上配合我的胃口全部改进其他片子。否则我会把他们全部骂个遍。听起来很荒唐却是真实的。欲望的无穷膨胀至今仍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根本无法控制它。很不愿意这样说：很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无法控制它。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些故事“幽默”，我亲身体会过这种辛酸和痛苦，更准确的描叙应该是“折磨”。但你的故事提醒我了：现在最便宜的摄影机都比爱森斯坦当年拍《战舰波将金号》用的要高级得多，周传基先生当年绝无仅有让所有人羡慕不已的观影经验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到。现在即使欲望的控制是不需要的，至少也要加上“充分地把握马上就可以把握的机会”。这句话其实都已经成为口号了，似乎道理人人皆知，我却总也无法做到。
“不管成效如何，永远不要抱怨自己的摄像机不够好，要抱怨就抱怨自己脑子里没画面。”无论如何我会努力，尽管我很可能仍然会让你觉得很失望。
ANYWAY，我已经在做了。

后面的文字委实让我很感动。
还记得我们喋喋不休地争吵的那个问题吗？我总是说不管其他人如何，我的这一笔就至少可以让这几十分钟改观一点点，再一笔，又是一点点。尽管大环境可能无法改变，我对身边我可控制的那个小小的领域总是可以有所建树的。个人的力量永远不容忽视：很可能就因为你故事中的那位FANS两张A4纸就此永远改观了整个上海市D版碟的状况。既然如此，我们曾经的小小努力也可能是可以改观全局的。不是吗？

文革後，“傷痕文學”屢屢見諸報端，但終究沒有面對面過，只有謝芳和李仁堂主演的《淚痕》至今記憶猶新。等看到新時期文學的時候，我也已經過了不諳世事的年齡了。

記得那時候看大型文學雜誌非常是很普遍的事，印象中有《當代》、《花城》、《十月》、《收穫》、《小說月報》、《譯林》等，也正是這個時候看了大量的小說，認識了戴厚英、陸文夫、蘇叔陽、劉心武、王蒙、鄧友梅、馮驥才、陳村、汪曾祺等作家。其中劉心武的《鐘鼓樓》和陸文夫的《美食家》最令我印象深刻，而喜歡上陳村和汪曾祺則是因為他們的散文的文風。

地方特色濃烈的作品總是會受到青睞，尤其是讀者有著在該地的生活經歷或透過其他文藝形式而有著的美好想像。上海是我的出生地，足跡也流連過江浙一帶，自不必說。天津由於味道十足的電影《神鞭》一下子抬升了津派文化的地位，北京就完全是北派文化的代表，其代表人物老舍更是家喻戶曉，一部《茶館》大江南北紅了幾十年依然盛況不減。在歷經三十年的社會動盪之後，《鐘鼓樓》被認為是對轉型後社會風貌描述的畫卷似乎也不為過。

就小說的格局而言，《鐘鼓樓》並不具備《四世同堂》這樣的高度和嚴謹，而且這樣的類比也不合適。劉心武的創作因素更多的是取決於在衝破壓力後的輕鬆，想通過文學手段來表述內心的喜悅和對未來的希望，把筆墨從一座四合院裏一家家的眾生相來反映各個社會層面和人們的心理狀態，情節編排上的硬傷自然不小，畢竟要擠在一天裏去表現沉澱多年的話語，劉心武的功力還是有所不逮，但人物的刻畫到是極為生動出彩，特別在電視劇播放後，人物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很多年以前買過單行本，最近又在圖書館借了新版，唯一變化的就是封面的裝禎。丁聰的插圖還是看著親切。《鐘鼓樓》之後，我沒有再看過劉心武的小說，到是前幾年買過他的一些散文集，但始終讓我念念不忘的，還是《鐘鼓樓》。

畫外音

    10月13日晚，“電影101辦公室”在正式宣佈中止與電影節組委會的合作之後，全體成員在影城對面的“巨星”酒家開會，在長達一個多月的忙碌後第一次能輕鬆地坐在了一起。說來奇怪，眼看著自己辛勤的成果付之東流之後，居然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這是大家所始料不及的。沒有埋怨，也沒有譴責，大家還沒有從原先的緊迫感中調整過來。電影節開幕在即，還有很多事要做，“101”成員原先準備放棄的影片觀摩，隨著志願者工作的結束，重新燃起了欲望。兩年一度的電影節是影迷的盛事，畢竟，在影迷心目中，至高無上是電影本身，而不是電影節。

    離開電影節閉幕已經近一個月了，關於電影節的情況，各地的媒體也紛紛作了評價，眾說紛紜，不一而足。“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也應該為自己所經歷的一切說說自己的心裏話。這些近於“癡”的影迷們之所以對電影節付出如此大的熱情，正是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寄予厚望，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他們自己收集影片，收集資料，寫影評文章，編內部刊物，只希望能為中國電影盡綿薄之力。“電影101辦公室”成立一年多來，許多人以“他們是業餘的”一言鄙之，但正是這些非專業“電影人”做了許多專業人士未想未做的事，“業餘”已成為對自身的一種鞭策。“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在為電影節組委會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之後被一腳踢開，固然反映了他們在許多事情處理上的幼稚和不成熟，究其根本，在於他們錯誤地將自己與電影節的工作成員等同了起來，以為對方也算是“圈中人”，何況又是為了同一目的，即使有些隔閡與分歧也會化解於無形。其實不然，這些“電影圈人士”只是在從事一項職業，從屬一個行政性的機構。在電影節降下帷幕後，他們或許會出沒於電視節、大型文藝晚會，甚至足球賽等等，一切只是身份與名稱上的不同。這些人士很努力，也很用心，但卻缺乏熱情，這也勢必造成電影節的蒼白和乏味。雖然他們一直與“電影”打交道，但電影卻無法融入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並不熱愛。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說這是個“怪圈”，但至今這個怪圈似乎並沒有消失的跡象，影迷們仍然在高牆外，無法知道裏面發生的一切，他們是支持著電影事業的發展卻又很容易被人忽視的一群。電影節給予他們的樂趣是旁人難以想像的，國際電影節的舉辦使他們渴望參與，並希望中國唯一的國際A級電影節成為與戛納、柏林、威尼斯一樣的權威，為此他們願意作出犧牲，去抓住時代賦予的機遇，甚至放棄整個電影節期間的觀摩機會。然而中國電影的“守望者”們並不需要這些，即使在電影真正進入市場後，依然感覺如閒庭信步。與此相比，影迷們的熱情顯得多餘而可笑。在“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分道揚鑣之後，他們甚至連分辯解釋的機會也沒有，更不用說公開坦白自己的觀點了，這是中國影迷的悲哀，也是中國電影的悲哀。

    早在“電影101辦公室”創立之初，電影節活動就已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在中國難得有集中觀看數量如此眾多、風格各異的影片的機會。起初“101”的動機不過是通過多看影片並撰寫影評，提高自己的理論素質和鑒賞水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自娛自樂的狀態，對於如何利用這樣大好的機會，並沒有太具體的想法，機緣巧合，聯繫到了電影節的組委會後，才引發了“電影101辦公室”的大膽設想，即對所有參賽參展影片進行全方位的評價與分析，從中發掘與探討世界電影潮流與中國電影市場的平衡點。這是三屆電影節中一項創舉，也是電影節組委會欣然合作的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就是組委會希望電影節的價值能真正從市場中反映出來，並為以後電影節的籌備提供最原始的資料和理論上的依據。電影市場調研表的設計也正是體現了這一思想，由觀眾對影片作出最直接的資訊回饋，再從這些資訊中去分析影片的市場定位，受歡迎程度，不同層次、地域、年齡的觀眾的欣賞習慣和品味，整個市場調研的操作過程也保證了這份報告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這也正是市場調研最終希望達到的目的所在。“101”成員對整個操作過程作了較為精密的計算，並且制定操作的方式。百般努力到了最後的關頭，卻功虧一簣。

    時至今日，“101”成員們依然沒有找到答案。如果是因為他們提出的志援者電影觀摩券數量令組委會難以接受的話，那麼我們認為造成這樣結果是因為組委會對完成這一系統工程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並沒有作出準確的估計；如果是出於組委會無力承擔相關的支出（為志願者提供電影票、伙食等），那麼志願者出於對電影的熱愛和對組委會現狀的理解，完全不必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而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圓滿解決，更何況在“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洽談合作意向之初及對志願者進行面試時，均已表示可以無償參與電影節的工作；再如果“電影101辦公室”以業餘的身份做了大量工作，使一些人和事變得敏感起來，於是……，當然任何推測都沒有必要了，因為於事無補。志願者招募活動終究會慢慢為人所遺忘，但“電影101辦公室”在某些人眼裏已成為一群“免費觀摩的未遂者”，由此產生的陰影會影響“電影101辦公室”今後的發展，甚至成為一種障礙，他們是不可能去理解“101”成員的所作所為的，在這裏一些原本很單純的行為被覆上了異樣的色彩。電影節期間，“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湧入各放映點挑選自己喜歡的影片，不時看到一些佩帶胸卡的志願者進進出出，並拿出由“101”成員設計的表格請觀眾填寫。“101”成員心中泛起一股股喜悅，也有著淡淡的失落，喜悅的是他們的功夫並沒有白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失落的是一個旨在溝通中外電影世界的絕好機會，被人為地浪費了。這批調查表的歸宿不得而知，此時它們也許與志願者的來信躺在某個角落裏蒙塵。當然你也難說不會在某天打開報紙或雜誌時看到有關電影節的影片調研結果的文章，那麼坦率地說，我們對它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表示懷疑。在10月13日談判的當晚，“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就已經意識到這次談判將決定最終的去留。就影片調研本身而言，當時已經到了“臨界狀態”，排定的日程表繼續推遲，即使最後組委會能答應全部要求，這項活動也將瀕於流產，因為已經沒有時間作操作上的訓練。草率的投入，勢必會使調研活動成功率大打折扣。組委會在這樣的緊要關頭突然反目，已經使雙方都別無選擇。“電影101辦公室”在退出的同時原先這項活動的整體設計和構想也全部改變。在缺乏周密計畫，投入微薄人力的電影節影片調研活動，成為電影節組委會勢成騎虎後不得不為之的應景遊戲。

    還有很多人，將近一千多位寄出了應徵信後卻杳無音信的熱心影迷們，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哪怕是精神上的對他們熱情的回應與補償，儘管中國電影低迷如此，他們依然是忠實的擁躉。他們的思想只可能在你、我、他之間傳遞，無法匯成主流，在他們眼中，電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君王，什麼時候這個君王可能附身聆聽他們的聲音，中國電影也就有了希望。97年11月中，一個不合時令的悶熱的傍晚，“101”成員們和許多新朋友坐在了一起，為實現這個理想努力著。

十天的電影節過去了，但對影迷來說，只要有電影，天天都是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