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   第六天  周三  晴

徐鸢：

一直都没睡醒的我中午赶到环艺，送“十日谈”的学生13：00准时赶到，13：30开始发送，等到14：00还没有人来接我的班，我收拾了东西进场看《奥弗索多》。

散场时遇上了《上海日报》的王嫣，我让她帮我一起发送，她二话没说就开始吆喝上了。趁她发送时，我去看了16：15的《生死边缘》。

18：00，虞立炜和“电影与电影人”剧组赶到，现场对101进行了采访。18：30，一行人离去，我继续留守，孙侃正好路过，给了我一张20：45大光明的票。在看《红色警戒线》时，我接了个陌生的电话，乐先生？哦，意大利电影团的。杨璐打电话来，说《申江服务导报》今天用了“十日谈”的部分文章做了个电影节专刊，我们讨论同一部电影的影评被分成了“公说婆说”，很是有趣，这已是第二个电影节专刊了。

赵杰：

    11.45光明“死亡怪圈”     大屏幕的效果不错，导演应该说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使我感到绝望。

    14.00光明“兽群”         我喜欢

    20.45永乐“二十二世纪杀人网络”     徐鸢认为此片必须看大屏幕，为此我只能和黄牛杀价。剧场爆满。影片开头的整屏跳动的数字使这震撼，这就是“母体”，任何所谓“整体”，“宏观”的理念都绕不开这个形象。这是今年最佳电影。

王毅：

发布会

    最常听到的问题是：如何对抗好莱坞。几乎是每会必问。

    巴西影片《老树干》导演加奥·巴蒂斯塔不无遗憾地说，在巴西，美国电影成为市场主流，巴西人对美国之外的电影不甚了解。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

    意大利电影曾经在70年代创造过辉煌，但现在它同样面临着好莱坞电影的强劲挑战。据介绍，好莱坞电影已占据了意大利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这种状况让他们感到十分尴尬，也颇有危机感。在发言中，意大利电影代表团成员一致认为，只有拍出具有自己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影片，才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

    德国、瑞士影片《牛赐良缘》导演托米·斯富认为，世界正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我们不应被强大的美国文化所诱惑，而应永远守住自己所特有的文化。他并非仇视好莱坞，而是希望世界上的电影艺术不能由好莱坞一统天下，而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希腊影片《舞魂》导演鲁奇亚·里卡奇十分坚决地表示，不去好莱坞拍片。她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只注重影片的“外在财富”，而中国和希腊两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是有其丰富“内在价值”的，这正是民族电影的希望所在。

    出生在瑞士，在好莱坞发展的导演罗杰·斯迪曼表示，他十分理解那些想要反抗好莱坞的导演，在好莱坞赢得自己的地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0月28日     第七天  周四  晴

徐鸢：

上午8：30，乐先生又呼我，我们约定11：30在永乐公司见面。随后我去了影城三厅看王全安的《月蚀》。映毕，在影城大厅，本届电影节评委之一的郑洞天老师对我说：“十日谈”不错，这是真正有国际感觉的东西。

11：30，我和乐先生以及一位欧洲电影推广会的女士ALLISA吃了个工作午餐。他们向我介绍了欧洲电影业的近况及发展前景。

14：00，我驱车去环艺看《拥吻》，中间不断被两个呼机所打断，一个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

11：00，我和虞立炜、阎文亮、平辉、邓睿在进场口一边派送“十日谈”，一边聊天。印象中好象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大家都在谈电影节给自己的启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50，我们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钱有珏女士在HOLIDAY INN一楼大堂见了面，为我们牵线搭桥的是同为影迷的冯诚先生。

    采访完毕，我们在等赶来写稿的杨璐，谈到了“十日谈”制作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照片和新闻的不足，平辉一个劲地承认错误。

赵杰：

    11.45影城“错位的爱”   带“十日谈”给平辉。此片很好看。

    14.00影二“公海”       不是太能欣赏。

王毅：

 小杂感

    1.美国电影是戏剧化电影，注重强烈的戏剧冲突；欧洲电影是诗意电影，强调渲染的情感凸现；中国电影或许有条散文化电影的路可走：有故事，符合传统欣赏心理要求，同时注意情感的整体交代。今年，我们看到了《我的父亲母亲》。

    2.本届电影节组委会的组织工作招致了众多批评，联想到今年国家体育总局以招标形式下放大型活动组织、经营权的做法，不知是否下一届电影节能否走这条路。

    3.各项大型活动都需要自我包装，而明星与名导、名片的加盟是不可或缺的。

10月29日  第八天  星期五晴

徐鸢：

早晨，我联络了《电影故事》的主编杨代藩老师，向他要些《电影故事》做宣传资料，人已在影城的他二话没说就赶回编辑部，拿完《电影故事》我去了建工锦江大酒店参加《东方时空》的高伟和《哈尔滨日报》的申志远主办的“中外记者经典电影研讨会”。

中午，杨璐赶回单位上班，我、虞立炜、平辉用过中饭后各寻方向。

我又去了次书城，狠了狠心买下了“电影馆丛书”之一的《制作纪录片》。赶到环艺时，戴伟敏、曹峥、周健蔚已在那发送“十日谈”了。戴伟敏说起陈雷发给他的稿子有些乱，标题“第八日”还是原来的“第七日”。16：15，戴伟敏、曹峥、周健蔚去其他影院看片，我留下发送。陈晓蕾正好看完电影出来，留了下来。虞立炜18：00到，我和他聊天时喃喃自语了一句：电影节对我而言已经结束了。18：30，周健蔚、曹峥又折回看是否还需要帮忙。我去和子南再见一次面。20：00，我去上戏拿戴妍的“手迹”。在阅报栏前，戴妍指着一张海报说：你看看。原来是上师大搞的法国新小说报告会，还有《新浪潮》、《广岛之恋》放映，我想起了下午接到的一个电话，是给我寄邀请函的。

回到家中写完了稿子，22：15，四个星期来第一次睡了个好觉。

赵杰：

    16.15环一“精疲力尽”

    18.30广电“征婚”

王毅：

好电影（看了的）

法国《一年四季》，讲述法国一个小镇上人们的平凡生活。

韩国《动物园旁的艺术馆》，爱情小品，韩国蓝龙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德国《都市众生相》，结构精巧。

法国《疯狂的追逐者》，完美、深刻的喜剧。

意大利《范杰家的花园》，可惜没看完。

德国《爱在地球》，笑死人了。

德国《绿色的沙漠》，青涩的青春里总有燃烧的火焰。

德国《小丑合唱团》，唯一让我落泪的电影。

10月30日   第九天  星期六  阴

徐鸢：

7：30我还睡在床上，平辉推门进来，拿出一张磁盘交在我手上说：赶快发给戴伟敏。

发完E-MAIL后，我去衡山看了好评颇多的《失踪的列车》。中午，我和杨璐通了电话，因为今天没人去环艺，所以我让他无论如何要去一下。

下午13：15，我去三联书店买子南推荐的书，听到了两个消息：一、在电影节前，有人威胁要封杀101；二、某个知名老翻译家在批“法轮功”最高潮时去市政府“举报”101。听了这两个消息后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前个消息反而太平无事，喜的是后个消息终于悄无声息是因为政府明察秋毫，不为小人所动。

回家，写完了“十日谈”的结语，和虞立炜通了电话，商定将第三届电影节回顾内容下发送。

杨璐：

    那天我正在永乐宫看《晚餐游戏》，突然收到徐鸢的来电，说当下午“101”没有人可以在环艺发《电影节十日谈》，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一下，于是电影一结束，我便匆忙打的赶到环艺，接下了发送任务。这份小册子已经做出了品牌，六点左右已经发送完毕，我一看离下一场电影还有点时间，争分夺秒的赶回浦东，洗了一下好久没有洗的头，然后又赶去环艺看当天最后一场电影。

赵杰：

    16.15影城“美国梦”     带“十日谈”给平辉。碰到曹峥，他周日参加闭幕式，能看到“西伯利亚理发师”，真是幸运。

    18.50影三“月蚀”       最新中国片

王毅：

好电影（遗珠）

《太阳底下》，瑞典爱情伦理片。

《小镇里的国界线》，土耳其轻喜剧片。

《新的旅程》，日本生活片，山田洋次导演（执导寅次郎系列电影46部、《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

《中央车站》，巴西艺术片，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心灵点滴》。

《我的母亲》，西班牙生活片，阿尔莫多瓦导演。

《那山那人那狗》，电影节上唯一被所有人交口称赞的中国电影。

《铁道员》，日本的主旋律影片，第一次听高仓健的声音，而女演员大竹忍更为出色。

10月31日  最终日  周日雨

徐鸢：

又是7：30，平辉准时推门近来将照片放在桌上。发完了E-MAIL我联系上孙洁和周健蔚下午去环艺，同时写完了《申江服务导报》下周出版的“电影节之最”，杨璐此时也正忙着剪辑我们发过去的文章。

下午到环艺时，虞立炜、戴伟敏已到。戴伟敏还拿了个摄影机乱拍一气。孙洁、周健蔚很快赶到，我去了影城拿闭幕式的请柬。今天拿“十日谈”的人特别多，因为都知道其中意义。

18：45，影城大厅里全是记者，电影节的人已经几乎全部撤出。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是为米哈伊科夫开的，晚上的闭幕式放他的《西伯利亚理发师》。有许多记者在打听是谁要封杀101，我笑而不答。

19：00，国际会议中心再次灯火通明，我们一行的大巴士开到时，门口无数少男少女已等候多时，记者们吓了一跳：把我们当明星了！哪来这么多影迷？一打听才知道这是电影节组委会的安排，找的都是大学生，每人还发一个照相机，见人就开闪光灯乱闪一气。

现场的明星来了一个又一个，许多记者并不知道来人是谁，看业务熟悉的平辉举照相机，他们也乱拍一气，拍完后再问：是谁，是谁？

20：00，闭幕式正式开始，由评委会主席吴贻弓主持。

21：00，《西伯利亚理发师》放映；24：00，全场长时间鼓掌。等到了家，已是凌晨0：30，天一下子变冷了许多。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结束。

杨璐：

    终于要迎来最后一天的发放了，回想起这十天来每天晚上赶稿到二点，每天奔波在各个影院间，赶到体力上真有些透支了。当天发放的特别快，四点多就已经发完了，我走到铁架旁，取下了那张深红色的广告纸，上面写着“独家免费限量赠送电影节十日谈”，我对身旁的“101”成员半开玩笑的说，这是文物，要好好保留。看着这张纸，我想起了十天来，每天坚持来取一份的一位长者，为了取这份东西而重新安排排片计划的影迷朋友，甚至还有并不识中文字却诚意来领取一份的外国朋友。我想，如果这份小东西确实为朋友们在观片时提供了一些参考，为这个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电影节做下了一种记录，参与这项活动的“101”成员都会感到，所有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虞立炜：

随后的几天过得很平淡，每天只有一部电影，这是前三届电影节没有发生过的事，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反正是没有了往日的温度。电影节对我来说已经不怎么重要了——徐鸢说电影节对他而言已经结束了——只想能将《十日谈》工程圆满顺利地走到最后一天，而且越到临近终点的时刻，越会变得忐忑不安。数天来，我不知道已对多少家媒体说过多少次相同的关于《十日谈》话题。多少次午夜两点打开电脑，将一两篇百来字的短文发向同一个网址，牵挂着的只有一个信念：只能成功，因为我、我们已没有失败的籍口。与媒体的合作最后也因着一隐一显的两件事而进入尾声。隐者是《电影和电影人》栏目的27日开始的对“101”的全面报道，我差不多陪同了他们除影城以外的所有采访，包括对《十日谈》的合作者“卓尚文化”和环艺影城的拍摄和对“101”成员经常光顾的电影海报店和电影书店的实地访问，然后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记者一样悄没声地离开了上海。这段采访实录已在北京播放，是否也在上海播出则不得而知。显者就是29日在建工锦江举行的“中外记者经典电影研讨会”，“电影101工作室”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数十份关于“101”的介绍、内刊、《半月谈》、部分《十日谈》以及登有“101”成员文章的最新刊物被与会记者一抢而空，徐鸢、杨璐在会上发了言。随着电影节慢慢降下帷幕，我们和媒体的“蜜月期”也就告一段落了。

也许是想对得起因电影节而申请的休假，我在最后的两三天里看片的数量略微有了些提高，由于自认已“丧失”了选择判断的能力，靠一些朋友的口口相传挑选了几部，结果差强人意。《十日谈》在后来的几天里都很顺利，戴老师有一次甚至在12点半就来了，30日还带了一个摄像机，优哉游哉地拍下一些发送场面和个人镜头，但好象很快电池板就没电了。我最后一天选择了《兽群》和《黑袍》，正巧都是加拿大的影片。片中展现的北美冰原风光以及人类与自然、文明与野蛮的抗争着实让我感动了好一阵，作为我在本届电影节的闭幕影片，结局还不算太坏。至此，《十日谈》功德圆满，电影节的一切也尘埃落定。

赵杰：

终于结束了。

王毅：

闭幕式

宫雪花出现在现场，让整个电影节期间郁闷了好久的摄影、摄像记者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

这是从卓尚影院热线网站中的观众点评上摘录下的文章，请作者与我们联络

主题：上海电影

作者：yf 先生    职业: 无业  

留言：

                有幸参加了电影节的闭幕式，耳闻目睹一些趣闻，告诉各位开开心：

             1、 主持人在介绍了一部参赛外国影片很具竞争力以后说：“那么它究竟会不会获奖呢？且看它下场如何。”

             2、 主持人把本次电影节评委、日本著名导演降旗康男误称为著名演员。

             3、 主持人把吴贻弓的作品《城南旧事》称为中国第一批获得国际奖的影片。

             4、 吴贻弓把获得最佳女演员的艾丽娅称为“艾丽丝女士”，纠正了两次也没纠正过来。

             5、 电影节没有请到什么有名的演员助兴(据说是电影节组委会不愿意请)，闭幕式上却来了半老徐娘，连演员也不是的宫雪花。

             6、 获得本次电影节大奖的是土耳其影片《小镇上等国境线》，但该片导演没有到场，是土耳其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上台领的奖。结果众媒体记者却不知情，第二天的《文汇报》登出了“导演上台领奖”的照片，结果惹得土耳其领馆打电话导报社要求更正。

                      —— 11/18/99 9:31:35 AM     

尾声

徐鸢：

11月3日，中区广场真锅咖啡馆，101“十日谈”部分工作人员举行了一个小型庆祝会。我那天莫名其妙地被拉去加班，凌晨才回家，因此缺席。同日，《申江服务导报》刊出“电影节”第三击，其中一篇报道如是说：

电影节期间，环艺有一份《电影十日谈》的小册子免费发送，其主办者是上海一群最忠实的影迷，他们给自己的群体起的名字叫“电影101工作室”。

在这份“十日谈”中，有对每天上映的影片的评价，有赶场子看电影的路线设计，有看片花絮……等等。虽然印刷质量一般，有些影评不免极端，但这份小册子内容之充实、观点之独特，可能超过了报道上海国际电影节所有200多张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

记得“101工作室”刚成立时常常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饱受主办者的轻慢和 “正宗”记者们的白眼，言下之意是：哪里轮得着你们？在种种压力之下，没有资金、缺乏场地，“101”能坚持到今天，不容易。电影节上，一位外地记者颇有感慨地说：“只有上海，只有上海才能诞生出这么一群高素质的影迷，这是上海的骄傲啊。”

其实他们仅仅是全上海千千万万影迷的一个亮点、一个缩影，没有这些影迷就没有电影节，他们是电影节上最可爱的人。

摘自1999.11.3《申江服务导报》文艺版

虞立炜：

    在一次电影节活动的前期策划会议上，徐鸢说让我再写一篇关于电影节的专题，作为《一份未完成的调查报告》的补篇，当时我也是一口应允。现在电影节过去了，我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甚至找不到切入点。在忙碌《电影节十日谈》的二十多天中，电影被推到了次席。关于电影节本身的实况，不少媒体也作了报道，部分话题如选片啦、嘉宾啦、排片啦等等已是老生常谈，用不着我多插嘴。身处电影节中而让电影从我生活中淡出，是我始料不及的。有人将之归结为我们近年来看了太多的碟片，要求越来越高。这固然是部分原因，但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让我和很多影迷朋友信服。对于该话题的讨论又可以引出另一个专题文章了。不知道明年影视节合流后，我会抱着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年一度的“盛况”。据说姜为力在电影节期间专程去上师大看法国影展而放弃了电影节，由于我事先并不知道有这项活动，至今也不明了上师大在那些天究竟放了那些影片，就个人而言，十天的电影节除了《电影节十日谈》以外，我对他的选择有了些许的羡慕。

杨璐

    古龙说，再见的意思往往是不再相见。这届电影节已经结束，但下届电影节很快就要开始，所有喜爱电影的朋友，让我们下届电影节见。

10月23日 第二天 周六  晴

徐鸢：

早晨的第一丝亮光在梦中唤醒了我，已经是5：43了。惊醒之下马上下床打开电脑，奋指疾书。7：15文章全部写毕发完，想下回再也不隔夜写稿了，因为感觉不顺。看了看排片表，又看了会儿书排遣，等到9：00去国泰电影院看意大利的《周年庆》。

在国泰门口遇见了二年没见的吴奕，他和太太说《周年庆》换成了《一年四季》，正说着话就看阎文亮沮丧地从另一方向走来，我和他商议了一下，再赶别的场子已无可能，还是去陈雷那看看“十日谈”的诞生吧。

陈雷的办公桌上凌乱不堪，他一边操作着电脑一边指着一张请帖说：今晚谁有空？我拨通了李欣的电话，他睡意朦胧，我用英语让他参加晚上的三星公司《佐罗的面具》招待酒会，他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老外找他。陈雷说稿子挺多的，但照片没有。其实戴伟敏联系的印刷点是油印的，照片出来的效果并不好，我想不用照片也无所谓，阎文亮说全是文字看上去也很美。看陈雷发完E-MAIL后，他们去了环艺，我去新光看《征婚启事》。

电影开场才一半，戴伟敏连连呼我：他到现在还没有收到陈雷的E-MAIL。陈雷的手机已关，我边联络陈雷、戴伟敏边依依不舍地在门口看着刘若英。13：15，陈雷看完电影，我让他立刻回单位，自己回家复查后发现自己的邮箱也没收到陈雷每期转发的E-MAIL，那肯定是163网存在问题了。

14：00，戴伟敏收到了陈雷从上海热线上补发的E-MAIL，上海电视台的孙侃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哥们是《今日都市》的编导，他们要做一个电影节的专题，听我介绍了“十日谈”后他表示有兴趣，下午16点会来环艺采访。

时间还早，我在不知不觉中又睡了一会儿，梦中全是刘若英和金士杰。16点，我到环艺，虞立炜、戴伟敏、杨璐已在那等候多时了。虞立炜说上海电视台刚做了采访走，戴伟敏晚到一步，没拍上“十日谈”的发送，明天可能还来拍。此时，孙侃也带着人马到达，我让他们先去采访林琦，我和虞立炜、杨璐在分装新出炉的“十日谈”。

戴伟敏说他明天有事，不能亲自送，他会找个学生送来。我让他一定要将各种可能性都想到，防止再出今天这样的漏子。采访完毕，我赶往王宝和大酒店参加《中国银幕》记者杯招待酒会。

意外的是陈小春等一群明星在底楼大堂拍照，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三楼开会。我想同时举行的三星酒会一定相对冷清些。

冷餐会的食品都不对我胃口，我在人群中和熟悉的记者交谈。平辉帮我引见了《电影双周刊》的出版人施求一，还用他数码相机给我们拍了张照，施求一当然不知道这张照片的致敬之意。正说着，原本与我约定在此见面的深圳《影视者刊》记者凌士宁找到了我，还有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嚷嚷着要见101的人。

酒会结束，久未见面的曹峻、郝燕等和我坐在一边聊天，阎文亮打来电话说上影厂在网上向101发出邀请参加明晚的《紧急迫降》首映式。

虞立炜：

    第二天，也就是23日，除了上午在沪北有一场《黑与白》，其他场次的影片也提不起我观看的欲望，加上前两期《十日谈》总出些小问题让人心神不定——陈雷说他好几天没睡好，精神压力过大所致——下午就没作安排，准备留在环艺。上午的《黑与白》居然没看成！被《范杰家的花园》换掉了。我已经买的大光明的《欲望的隐晦目的》早在电影节开幕前就被换成了《范杰家的花园》，可本场又不能退换，那么就看吧，算是给德·西嘉一个“面子”，结果却不那么尽如人意，一下子兴致全消，散场后去了环艺等戴老师。偏偏这天网络出了问题，戴老师直到4点才来，等得我心烦意乱，因为《电影节十日谈》已传出口碑，有些也已经认识我们，一直在询问“来了没有”，其中不乏特地赶来拿这份“小玩意儿”的。那天的《十日谈》差不多是一边折叠一边发送的。

    连续两天遭遇换片，加上其他成员相互交流的信息，知道其他影院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让我对提前购票彻底失去了信心，这种无法预料的意外往往让辛辛苦苦作出的排片计划付之东流，后来干脆也见怪不怪地麻木了，除了刚开始买了一天预售票，以后的都是“当场等候”，免得象《范杰家的花园》一样弄了个“双胞胎”没有着落，最后只能放弃一个。

赵杰：

    9.30环一“幕后英雄”换成“动物园旁的艺术馆”，有些人不满。这是部温馨的影片，早起赶场的疲惫一扫而光。但是，环艺下面大食代的韩国参鸡汤不必去试，

浦电路上的“云龙”才较正宗。

    11.45环一“寂静的凶宅”   死了七个人的搞笑片。

    14.00环一“惊情越狱夜” 

    16.15环二“巴黎之旅”   又一个用火柴做埃菲尔铁塔模型的爱好者。

    18.30环二“小公主”    难以入戏，提前退场。时间充裕，晚饭时拟就给十日谈的稿子。

    20.45新光“夜晚的天使”  在售票口听几个票贩子谈中国开放西片的历程和几届电影节的评价，受益非浅。“夜”真是烂片大杂哙，我评为本届最烂，直到看了“危险的便衣警察”。

王毅：

三句话

    《上海电影志》首发式上，上影老厂长徐桑楚说起三个人、三件事、三句话。

    文革刚结束，赵丹去找他，却不记得楼层、号码，只知道在淮海中路，兜了好几圈，上上下下跑了二十层楼，找到后却只有一句话：“我是演员，你要给我工作，否则比死还难过！”

    '64年7月，刚拍完《阿诗玛》，徐带着片子到北京，荒煤看了说好，徐问可否让夏公看看，荒煤说可以。听说文联下午有会，徐三四点钟就开始等，五点多钟，会结束了，众人神色凝重，徐上前问夏公，是否看看这个片子，夏公说：“你要我命呀！”说到这儿，徐不禁哽咽——后来荒煤也怪他，夏公当时正挨批。

    '61年6月20日，徐向总理发牢骚：“现在电影没法干了，今天这个声音，明天那个声音。”总理问他：“什么才标志着人成熟起来？成熟的标志是人是不是把失败、错误，包括别人犯的错误作为自己的财富。我讲的话也不算少了，以后有什么事就给我来信吧。”

10月24日 第三天 周日  晴

徐鸢：

上午9：30，环艺的电梯门口挤满了人，《申江服务导报》的徐炯也在人群中。我和他说起昨天我在在新光看见一对情侣拿着《申江服务导报》上我写的推荐电影按图索片时，他不以为然地反问：真的吗？不会吧？我笑说今天这么多人看早场的《等待阳光》就是实证，确实如此，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看一部伊朗电影。

电影看完后，在去影城的路上，电话那头传来陈雷得意的声音：我和戴伟敏已于10：40交接完毕。

看完《遥望查里拉》出影城，遇见了北京“雕刻时光”咖啡馆的主人庄松冽，他给了我台湾电影资料馆此次参加电影节的代表的联络方式，我驱车赶往国际看《跟屁虫》。在离国际不远的胜利电影院门口遇上了戴霓，原来她也是来看《跟屁虫》的。我戏称这是她的行业内“业务参考片”。

阿佳妮的车离银幕远去，我们也象PAPARAZZI一样赶忙冲出电影院，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南京路，我去大光明看《范杰家的花园》和《孩子的夜晚》首映式，她去环艺。

晚上，用过简单的晚餐，听完了身边陌生的影迷讨论，我和阎文亮去国际会议中心会合了平辉、邓睿参加《紧急迫降》首映式。

深夜，虞立炜激动地打来电话：远流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现身上海。

虞立炜：

    这两年来伊朗电影一直受到关注，24日起了个大早去看《等待阳光》，结束后又不免多了一番争论。下午俄罗斯的《神秘之花》又让我昏昏欲睡中途退场，原先想看看俄罗斯的短片——介绍上写该片片长72分钟——不料等来了一部儿童电影。总算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午间隙接到上海书城的电话说台湾《电影馆》丛书已到，前去选购了几本，回家的路上翻着《电影叙事》，让这一天没有白过。

赵杰：

     9.30环一“等待阳光”     这是部被期待的影片，101 的同仁们早早齐聚环艺。影片使我想起上届的伊朗作品“父亲”，日常的故事慢慢被涂上超幻的色彩。对比结局，沙漠中的孩子看到晶澈的泉水似乎比老人脸上的阳光更自然些。

    11.45环一“老树干”     农庄主强抢寡妇地产，但又保护家族和村民；政府军官维持法律却又残忍；税务官富有正义感却懦弱；被解放的黑奴参军只为报复....导演希望观众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这部片水准不低。

    14.00环二“蜜蜂飞飞”     真象是张艺谋的片子，或是超过张的片子。故事简洁但具有张力，主人公性格执拗，摄影我不懂，可影片看得很舒服，是电影节目前看到的最佳片。或许塔吉克斯坦会有人指责导演用这影片来迎合西方观众。

    碰到陈雷，拿了70份“十日谈”明天带到影城。

    16.15环一“幽默的胜利者”

    18.30环二“失踪的列车”   这家电影公司的商标就是个“茂比乌斯”带，看来导演对拓扑学兴趣浓厚，不过要在空间用拓扑学来解释列车失踪难度太大，引入时间显然可以让所有观众失去方向。爱因斯坦只稍稍涉及了时空的弯曲，我们的导演却把时空扭曲成“茂比乌斯”带，太厉害了。

    20.45国泰“诱惑”

王毅：

杀牛记

    电影节上晚场的美国片子异常抢手，25块钱的票在黄牛手里卖到70块。

    大光明电影院不得不出招杀牛。

    家住浦东源深路的叶丽华在买《杀人魔方》的票而不得时，遭遇一穿深藏青制服的男子，到售票处以原价取来影票，并瞩“不要响”。叶说：“买电影票居然要像执行秘密任务似的，这样的经历我可第一次碰到。”

    大光明电影院的王女士介绍，“秘密”出售的是为数有限的保留票，只能在上映前出售。

10月25日  第四天 周一  晴

徐鸢：

一大早我打电话找台湾电影资料馆的人，不在，便去了上海书城抢购《电影馆》丛书，路上得知陈雷、戴伟敏的交接工作已渐入佳境了。

已经十多天没有时间洗澡的我抓紧电影节期间唯一一个空闲的中午洗了个澡，再赶忙到环艺接《十日谈》。戴伟敏有事没来，派了个学生。我一个人开始将两页纸折叠起来，忙了一个小时十五分才全部搞定。

刚结束完韩语考试的周健蔚赶来救场，一起发送“十日谈”，但可惜14：00那场电影是赶不上了。下午16：00，虞立炜赶到，我大叫“解放了！”随便买了张票进场看《神秘的军营》，搞笑的是影片放映前还有个介绍会，只在片中有10分钟戏的一个演员出席。

18：30，我找了家最近的电影院广电大厦三楼看了个意大利的《猫王与玛丽莲》，在和我的处长通紧急电话中断断续续看完了全片。

等再看完《甜蜜来生》回家已是23：10，在电脑前写文章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那是来自澳门的影评人子南，他在订阅的大量国内影视刊物上经常看到“101”的名字，因此此次来上海想见见101，我们约在明晚的国泰电影院门口见面。

虞立炜打电话通知我28日“电影与电影人”剧组的朋友会来上海跟拍他一天，我让他也一起去和子男见见面。写完了所有文章，我打电话给戴妍，和她讨论了半个小时的《甜蜜来生》，深圳影视周刊的凌士宁呼了我：明天上午《天津日报》要采访101，临睡前一看时间已是凌晨一时了，想起了给我的台湾电影资料馆来沪人员的电话，还是算了吧，那么晚打电话给别人不太好。

虞立炜：

    由于居家的关系，有一部分的场次都安排在了沪北电影院，每每赶到环艺总有长途跋涉之苦，但能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又给我愉快的感觉。一走出电梯，步入环艺大堂，首先就是寻找“101”的成员，而且大多不会失望。买一杯饮料，拖一张凳子加入“谈阵”。时间在谈兴正浓的人们中过的飞快，然后一个个离去，去寻找或完成自己对电影的期待。25日这一天，我在环艺遇到了很多让我感到亲切的朋友，早早发完的《十日谈》完成了我们的期待，而《征婚启事》也满足了我们对它的期待。

赵杰：

    11.45影三“那山那人那狗”     开影前把“十日谈”给了平辉。在这里顺便夸夸平辉。我的一个朋友看了“半月谭”的人物介绍感慨，平辉蛮厉害的，为了爱好而跳槽，我也感谢平辉写的几篇港片影评，使我去找了杜琪峰的一些作品来看，很喜欢，特别是最近的“枪火”

    “那”片很美，可我不喜欢它的说教。

    14.00国泰“恶女列传”     用传记的级别来分，上届的“红柿子”和“我的神经病”是“本纪”，本片则是“列传”。

王毅：

唉，组委会

    没有任何预告，到了影院门口，才知道：德国的《绿色的沙漠》换成了《爱在地球》，而第二场荷兰的《恋别极地》则成了意大利的《周年庆》；下午的《太阳底下》发布会取消，没有任何通知；特别放映的《范杰家的花园》看不完就得走，尽管之前冗长的见面仪式毫无意义，因为制片人阿瑟·科恩要开记者见面会；而科恩的小型酒会你必须要等待美国人到来（包括他们因迟到而道歉？），而别想着《紧急迫降》，否则组委会的秘主席兼秘书长张××要阻拦你，而手下的许××及俞××更会大喊大叫，并质问电影看不上开头有何妨。据说张××也是摄影师出身，那么观众在你辛辛苦苦拍出来的电影开演后半小时甚至更晚方才入场，您又将做何感想？！

    22日下午，谢晋、李行影展新闻发布会，14:15结束，而大量记者要赶到浦东国际会议中心参加15:00《人猿泰山》的活动，而车辆调度沈××坚持要到15:15才能派车，理由是安排好的不能变更。因此你若不想迟到半小时，就花45块自己打车。

10月26日  第五天  周二  阴有雨

徐鸢：

早晨8点，我拨通了台湾电影资料馆来沪人员的电话，但服务员的回答令我懊悔不已：他们刚结账离开，这一别，可能又是两年啊！

陈雷打电话来说30日上午他有个考试，因此那天的“十日谈”要由戴伟敏来排版，稿子也得直接传给他。

9：30，上海影城大厅的新闻发布会会场里人很少，《天津日报》的吴中华老师采访了101。采访完毕，我凌士宁在大厅里聊天，等待下一场11：45的电影。

11：30，大雨如注。我看完了《贝壳》后雨已停，驱车去环艺，但送“十日谈”的学生还没有来。等不到“十日谈”，我通知了虞立炜后和戴妍、阎文亮进场看了14：00的《周年庆》。戴妍已然昏昏入睡，我也看得兴味索然，只有阎文亮对影片的结尾赞不绝口。出了场看见虞立炜已经在门口发送“十日谈”了。我们和意大利电影代表团谈了几句，他们留了个电话。我继续进场看郭立暄推荐的“带有强烈伯格曼风格”的《荣耀的日子》。筋疲力尽地看完这部电影，在场外，一起走在散场人群中的小顾对我一笑：我给你介绍个人：这就是孙孟晋。于是，在多时的误解和猜疑下，我和这位中国最重要的乐评人、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把他看做一个影迷的孙孟晋见了面。

由于《荣耀的日子》太长，因此再赶去广电已不可能，我和小顾在一边聊天，杨璐一人接虞立炜的班在发送。

19：30，我们三人离开环艺，杨璐去影城看《绝世天劫》，我去陕西路地铁下的“乘风书园”闲逛，等待21：00和子南的见面。平辉打来电话，说邓睿已经把我要买《JFK》剧本从美国带了回来，另外还带了补品让我注意身体。我问是不是“伟哥”？平辉说名字差不多，叫“昂立”。21：00，虞立炜和我等到了子南。我们在长乐路上的“避风港”聊电影。由于双方都对港产片有很大的认知和热忱，因此相当投缘。23：00，杨璐看完电影赶来也加入谈话，直到凌晨1：00我们才因要回家赶稿而散。回家写完稿已是凌晨2：00了。

赵杰：

     11.45光明“危险的便衣警察”

王毅：

徐鸢和他的朋友们

    电影节上的一大发现是徐鸢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的101工作室。

    晚上翻看派发的资料，《中国银幕》里有一札小文，选题署名“101电影办公室”，其中写《情书》的一篇尤好。

    藉由《中国银幕》严倩虹介绍，第二天晚上见到了101的徐鸢和平辉。

    他们的工作室已经有三年了，都是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核心约有20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两百多。他们自办刊物，经费则来自他们外投稿件所获得的稿费。

    电影节上，他们每天也出版32开的小册子，不装订，简单的甚至有些寒碜——这当然是指外观。

    和组委会官方的“每日新闻”不同，徐鸢说他们的杂志办得较有人味。人，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电影的要素。

    和本文不谋而合的是，101在电影节推出的特刊也取名为“电影节十日谈”。

    他们的刊物还有许多不像刊物的地方：观点前后相左，有时甚至针锋相对；采访问题设置有时比较简单。（如：请问您是《周年庆》这部电影的导演吗？答：是的。）但恰是因为这些，他们的刊物变得有种温暖的冷静，借用董桥的说法，这样的文字是可以下酒的。

徐鸢：

1999年10月12日，下午我请了两个小时假外出，因为今天是电影节售个人票的第一天。首站是坐落在宁波路上的新光电影院，其次是大光明、环艺，最后是影城。环艺的服务态度是最好的，买票的人没我想象中那么多，许多不知情的观众看着只刊登了五天的排片表的大海报说：“电影节为什么这么短？”在影城看见不少熟悉的面孔，有些曾是101的成员，彼此相互致意，心里却想：爱电影的人这样也可以生活，何必个个都象我们累死累活的。

晚上，杨璐打来电话，谈到他刚与《申江服务导报》通过电话，他们正在准备做电影节节前专题介绍的版面，需要一些文章，同时对杨璐提到的“电影节十日谈”很感兴趣，有兴趣辟专文介绍。我让杨璐再过十分钟打来，因为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我必须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对整个计划做一次全面的思考。

十分钟后，我拨通了杨璐的电话，商议计划如下：“电影节十日谈”每天出8版，500份，环艺影城当日下午一时起发送400份，另100份第二天在上海影城为一些媒体朋友和101成员发送（明天需由杨璐明天与环艺做最后协商）；“中国脑”已经同意买断“电影节十日谈”全部稿件，因此算是网络主页的独家（虞立炜负责最后确认）；卓尚的“影院热线”上有我们的网上杂志“电影天下”，部分“十日谈”的稿子可用于这本半月刊的特别版，也是一天一期（卓尚等于拾了个大便宜，相信一定会答应，杨璐是“电影天下”主编，也由他去联络）。在10月20日即下周三，我们需出一期测试版，以考验每个环节的配合默契度和操作上有无大的漏洞。

深夜，戴伟敏就印刷费用和传送方法做了最后的通报，一切似乎都预示着“电影节十日谈”好象是一件可以触摸的事了。

虞立炜：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今年“感到电影节离我是那么遥远”，的确如此。99年10月的电影节一度让我兴奋过，尤其在经历了97年的多事之秋以后。可真的当这一天慢慢走近，却发现我已没有了往日的激情。以前历届电影节前的一个月我就开始打听相关的各种大道或小道的消息，这次则是平辉的一语点醒才忽然醒悟到电影节就在眼前了。

电影当然不能不看，两年一次，不看也辜负了自己。在拿到排片表并翻到最后一页以后，长吁了一口气。除了在《我的母亲》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其余都是根据空余时间、凭着感觉在“指点江山”，顿时心凉了半截。除了一些美国大片和中国电影以外，几乎都是闻所未闻，所谓的电影介绍一片溢美之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用处，和徐鸢通过电话后依然不得要领，他的情况也好不到那儿去，根据一贯的观影习惯和“稀有”程度，将北欧、法国、意大利的影片列入了首选，由于实在感到要充分利用十天假期在选片上有难度，我第一次将国产电影作为电影节的观摩项目：《那山、那人、那狗》和《草房子》，而前者已看过两遍了。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本届电影节的水准可能较前几届会逊色不少，媒体似乎也在论证这个结论，很少能看到关于电影节的消息，大多数都围着艺术节在转悠，感觉电影已沾不上艺术的边了。电影节门票公开发售的第一天上午，我连走沪北、国际、新光、大光明、环艺五家影院，按以往的经验，这时节电影院门口总有不少人人手一册排片表，拽着笔在念念有辞，甚至还有素不相识的人为影片好坏争的面红耳赤的场面，但这回失了算，连原先为“排队持久战”所做的心理准备也全无用武之地，在沪北（9点10分）和大光明（10点45分）都只有我一人在买票，国际（9点55分）、新光（10点30分）各遇见一位购票者，环艺（11点40分）情况稍好些，共有五位，而且我买的场次不少还是第一张出票，这与我原来的想象实在是大相径庭。由于组委会仅提供了前五天的排片表，后五天的影片“尤在云雾中”，于是将影片安排的满满的，最夸张的一条线路是：国泰—沪北—影城—衡山。最后当然是取消了，“打的”毕竟心痛钱包，只能将“放弃是需要勇气的”作为座右铭牢记心间。电影节的头一炮就没有开好，气不免有点不顺。

    这期间还有《电影节十日谈》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者，包括参与前期的策划和敲定原计划外的与《中国脑》的合作,与《中国脑》的交往颇具戏剧性。今年8月中旬接到《中国脑》中文版编辑陈苗小姐的电话，说是“李欣”让她找我谈谈合作意向，我很自然地想到是“101”的李欣，尽管还有导演“李欣”和主持人“李欣”，但这些名人和我从不沾边。我们约时见面，相谈甚欢，然而在与她的交谈中我居然发现介绍人“李欣”另有其人。并非我前面提到的三位。事后我也询问了李欣，他也对《中国脑》和陈苗一无所知。整件事都透着奇怪，而且至今没有答案。但不管怎样，彼此合作的意向是确定了，先从碟片市场报道入手，可能的话慢慢地再增加栏目。由于没有作记录，具体的日期已经不清了。总之进入10月份，即《电影节十日谈》准备启动前夕，由于稿件交接的关系我去了《中国脑》，发现他们也在做电影节的网页，内容无非是排片表和影片介绍。我当即指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影迷在电影节观摩影片会上网搜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不如做些指导性的内容来得实用。陈苗对我们做《电影节十日谈》的思路很感兴趣，希望“101”能和《中国脑》合作并愿提供一些费用。由于当时我们正在和卓尚和环艺洽谈合作意向，因此我无法当场拍板。晚上和徐鸢通了电话，决定采用不同的方式合作：环艺以印刷文本、卓尚以邮件列表、《中国脑》则是独家网上专页，三条线同时出击。我将结果告诉陈苗后，她表示将与公司上层请示，还指定公司职员刘立华小姐作为协调人。不久《中国脑》就有了回音，一切搞定！这样《中国脑》后发先至，成为《电影节十日谈》最有效率的合作者。

徐鸢：

    1999年10月14日晚，梅陇镇广场十楼：环艺电影城。“十日谈”编委会会议。会上，我首先表彰了虞立炜、杨璐在本次操作过程中各立头等奇功一件，为“十日谈”的诞生扫清最大障碍。其次，确定在正式操作时的各人的行程，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如何交接事项。第三项内容是设立栏目与名称，初设栏目如下：

道道道（每日新闻）

在路上（每日看片最佳路线）

评踪显影（当日看片影评）

笑一笑，你会更动人（当日看片过程中发生的趣闻）

打破沉默（采访式的影迷对话录）

甲方乙方（与电影人采访对话录）

饮食男女（电影节期间的食膳等辅助服务）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征集各路影迷的稿件）

    环艺影城的负责人林琦小姐也饶有兴趣地听了一会我们七嘴八舌的讨论，我把策划书给她看了一遍，她表示满意并协商了“十日谈”上的广告栏目的文章事宜。张帆姗姗来迟，还打翻可乐，被我们大伙批评了一通：这种事先不请假的态度，真到了电影节成何体统？

杨璐：

    1999年10月15日，电影节排片表下册出版。

    15日也是《电影天下》发送的日子，我将《电影天下特别版》会连续十天发送的消息发布了出去，并为环艺做了一个广告，提示大家20日可以去环艺电影城领测试版，从电影节期间收到了不少订户的来稿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徐鸢：

1999年10月17日下午一时，虹口图书馆二楼的演播厅里人头攒动，一个个熟悉与陌生的脸庞在这里汇都。他们都是来参加“等待电影的日子”特别活动——101三周年特别放映场《四十大导与卢米埃》（LUMIERE AND COMPANY）的。

“等待电影的日子”是1999年4月101发起的一项活动，每月举行一次。任何人只要看到放映广告就可以来免费观看一部经典名片，放映后有专题讨论会，这个活动的创意来自于1999年2月的塔可夫斯基影展，几个月下来，“等待电影的日子”已经成为上海影迷心目中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观影活动了。每场放映最吸引人的倒还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电影放完后的专题讨论，每次讨论都是你来我往，欲罢不能。

记得年初时看“电影双周刊”500期的纪念活动就是放映“四十大导与卢米埃”，心中十分向往，现在看到旧友新知汇集一堂，想起101三年来的坚持，不免有些百感交集，这种情绪大概也影响到了主持人杨璐，他一上台就大失水准地错误百出，甚至还将国际电影集团的徐晓梦错说为陈晓萌，另一位主讲人戴妍则兴奋地对我说她要在“十日谈”上开一个专栏，讲述一个叫“费2M”（FILM）的人在电影节上的遭遇。创意虽好，但戴妍是所有作者中唯一两个允许不用电脑写稿的人之一，如果字数太多，恐怕打印就有问题，我基本同意她的想法，但要求每篇文章不超过500字，且绝对不能开天窗。

放映和讨论会的气氛依然热烈，甚至有观众听说这是101三周年庆而上台高歌一曲蒙古民歌的，通过“等待电影的日子”活动而认识101的赵杰听说要搞“十日谈”主动要求留下帮忙，留下开会的还有任遵亮、龚抒、陈晓蕾等。

会议再次向全体作者确认了写作、发稿的顺序，每晚写当天的影评并发E-MAIL给陈雷，（每个作者还要自备备份盘，以防不测），第二天一早陈雷排版完毕后再E-MAIL给戴伟敏，并将成稿打印做备份，防止戴伟敏处有不侧而转至杨璐联系的印刷点开印，戴伟敏收到E-MAIL后打印成稿交给印刷点制版印刷，完成后安排人于下午一时前送到环艺，每个作者要至少每天保证一篇稿子，龚抒还要给陈雷E-MAIL电影节有关照片，戴妍的稿件由她每天和陈雷自行交接，平辉必须在每晚将最新的新闻传真给陈雷，都由陈雷打印成稿。最后的发言是：每个作者没有一分钱稿费，还要做好贴钱的准备。

    附录：《半月谭》、《电影天下》电影节联合特刊《电影节十日谈》作者须知

    一、《电影节十日谈》共出版11期，10月20日出版测试号，10月22至31日出版第1至10期。

    二、《电影节十日谈》当日出版时间为下午1时。

    三、所有稿件须在出版当天上午8时前，以纯文本文件（.TXT）形式EMAIL至以下3处地址：

        陈  雷：chenleia@163.net

        陈  雷：paradise@online.sh.cn

        戴伟敏：wmdai@shfu.edu.cn

    四、《电影节十日谈》常设栏目如下：

        1、《道道道》（每日新闻，最新报道性文字）

        2、《在路上》（看片路线，推荐性文字）

        3、《评踪显影》（电影节影评，评论性文字）

        4、《笑一笑，你会更动人》（观影趣闻，花絮性文字）

        5、《打破沉默》（影迷对话录，采访型式）

        6、《甲方乙方》（电影人访谈，对话型式）

        7、《饮食男女》（推荐电影节辅助服务，推荐性文字）

        8、《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征集稿件及同好）

    五、《道道道》专栏以下作者每人每日至少供稿2篇。

        平辉、洪运、戴伟敏、徐鸢、虞立炜。

        同时希望以下作者积极供稿，但不作数量规定：

        陈震飞、任遵亮、顾易昜、龚抒等

    六、《评踪显影》专栏以下作者每人每日至少供稿1篇。

        徐鸢、杨璐、虞立炜、阎文亮、戴伟敏、孙洁、张帆、戴妍、陈雷。

        同时希望以下作者积极供稿，但不作数量规定：

        胡倍芾、王嫣、张璐、平辉、洪运等

        该专栏每篇稿件都应注明以下内容：

        中、英文片名；出品国家及年份；导演及主演；观片时间及地点；成稿时间。

    七、测试号专题为“回顾前三届电影节”，主要内容有“电影节佳片推荐”、“影迷排片表”、“大预言”（预测奖项和票房排行榜）以及本此活动自我介绍。为作运转测试，测试号稿件须在10月19日中午12时以后发出。

1999年10月18日，虞立炜说“中国脑”的50%的资金已经到位，20日测试版的发送工作由他来承担。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失业了。

戴伟敏还没有将印刷用的纸张买好，我责令他明天必须完成此事，20日测试版他会亲自督送。

杨璐在和有线音乐台的“娱乐快讯”联络，编辑戴霓对“十日谈”也很有兴趣，20日想过来拍点东西。

平辉问邓睿借了个数码相机用。他以电影节赞助商——《中杂银幕》杂志社代表繁荣身份正为电影节中举行的“中国银幕记者杯”颁奖会忙得不亦乐乎。

1999年10月19日，我申请的工休单批了下来，晚上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对过的肯德基就明天出品的测试版做了讨论，针对本次电影节换片量过多的情况，决定增开“来不及道歉”栏目，将各影院换片情况一一通报。赵杰因为是自由职业，他的排片基本在影城和环艺之间，所以他主动提出可将隔天的“十日谈”送到影城的平辉手里，解决了一大难题。

回到家后才开始动笔写测试版的文章，并将号召影迷信传真给了《新民晚报》和电影节组委会的陈晓萌主任。

1999年10月20日，上午《申江服务导报》刊出了我们撰写的电影节介绍文章和关于今天下午环艺发送“十日谈“的消息，我、张帆和戴妍推荐了几部相当冷门的电影，虞立炜回忆了当年电影节的感受，杨璐抛出了“看电影必备的七种武器”。

10：48，我在十区码头查验时，阎文亮急呼我，他说戴伟敏到现在还没收到陈雷的E-MAIL。戴伟敏已不用单位的局域网收，而去他朋友那儿用MODEM收了。我再致电陈雷，陈雷说他今天去了个大早，7：48就到了单位，9：15已全部搞定发给了戴伟敏，细究原因可能是陈雷用的E-MAIL是163的免费信箱，收发速度较慢，他又用了上海热线的账号发，戴伟敏应该收到了。11：15，戴伟敏收到了E-MAIL，下午二点，他出现在了环艺电影城，虞立炜已经在那里早候多时了。

晚上6时，我赶到环艺，发现发送情况并不理想，环艺除了林琦外似乎没有人知道发送“十日谈”的事，因为下午已有人打电话询问过环艺此事而接电话者说“不知道”。我马上与林琦联络，在进场处设了一个桌子和一个标记牌，谢琼、张帆正好赶来，我让他们拿着《测试版》见一个送一个。戴伟敏说了今天收E-MAIL的状况，并表示后天开始要让陈雷用上海热线的E-MAIL以便及时发送，并说印刷完后的折叠工作费时费力，虞立炜、戴伟敏折腾了一个下午才算完，虞立炜、戴伟敏忙得午饭没吃，一个下午滴水未进。我让他们立刻去吃饭。

杨璐：

    20日终于到了，我拿到申江报后，第一件事不是看我们的文章有没有登出来，而是看广告出来了没有，一看到欢迎前往环艺领取测试版的广告，我对自己说，这项活动已经成功了一半，不过，有些兴奋的我没有看到，广告里没有登环艺的地址，这又引来了徐鸢的批评，我只能说，同期上面环艺专用的广告位置上有确切地址，观众会找得到的。因为要上班，当天在环艺发生的事，我都来源于“101”同仁的即时通报，先是说戴伟敏怎么也收不到陈雷发出的稿件，后来又听说当天发放的情况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一抢而空，不过，细细想来，这些也未必是坏事，现在出现问题总比正式出版时出问题好，至少现在还有改进的时间，至于发放时情况不佳，也是正常现象，毕竟电影节还没有正式开始，平时环艺的观众流量并不大，而我们正是要通过这份小册子来提高环艺在电影节时的出票量来实现双赢的目地。

虞立炜：

    16日，我向《中国脑》发送了《电影节十日谈》的内容格式，以便他们预留版面。18日，戴老师和《中国脑》互相测试了“网路交通”，20日，《电影节十日谈》测试版出现在《中国脑》的主页上。这一天“101”主要成员也正式开始进入电影节状态，《电影节十日谈》测试版印刷品在环艺的发送。那天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由于媒体的广告尚未打出，许多购票观众也并不知道有这项活动，我和戴老师一个下午冷冷清清，从下午2点35分开始发送直到傍晚6点过后仅出清了一大半左右，余下的让徐鸢带去了影城。

徐鸢：

1999年10月21日下午5时，天色已暗。我收拾完东西离开单位，想着明天电影节就要正式开始，一切将正式启动，不知结果如何。坐在班车上，望见与单位一栅之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灯火通明，在夜幕里愈显魅力无穷，今晚这里将举行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班车启动的那一刹那，我脑海中灵光一闪：我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参加电影节开幕式？难道是今晚吗？

回到家中，陈雷打电话说“十日谈”测试版发送后收到了第一个要求写稿的电话，明天下午作者会在新光电影院与我碰头。E-MAIL中第一个要求写稿的是化名“古马”的网上留言者。有线四台的“娱乐快讯”播出了环艺免费放送《电影节十日谈》的消息，但令人失笑的是它用的画面全是17日放映《四十大导与卢米埃》的，想必带子不是戴霓亲自剪辑的。还在暗自好笑之际，平辉打电话来：“今晚你有空吗？来参加电影节开幕式吧！

王毅：

 10月21日

候宁静出租车

    到机场接机的侯师傅是位老司机，而且和电影颇有渊源：十几年前，拍《牧马人》时

开始，就有许多剧组包他的车。在那部轰动一时的电影里，他不单在“朱时茂”送“丛珊”一场戏中出了镜，还帮副导演选景、设计动作。说起那时的明星，老茂、丛珊、小方超，还有上海女儿龚雪，侯师傅语带留恋：一点儿不特殊，像龚雪，没有戏的时候就坐在电影厂花坛边看书。

    这辆车上一位接的是新出炉的百花影后宁静和导演冯小宁。可惜，侯师傅说宁不认识宁静，也没看过《黄河绝恋》。（而且好像也并不遗憾。）

    或许是侯师傅过于怀旧——他喜欢看那个时代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最喜欢的是《英雄儿女》，每当唱起“风烟滚滚”时，侯师傅说他就激情与热泪滚滚。

……

    电脑里查不到名字，支票被拒，要补拍照片……是组织者的疏漏，还是……？

    好在，当天晚上终于赶上了开幕式。

    宁静偏要在黑丝绸礼服外披件军大衣：怕冷，可评委中的法国女星布盖人家也穿低胸晚礼服；可能这是设计好的吧。

    除了官员、评委外，谢晋、李行、刘琼、张瑞芳、秦怡、卢燕等长江前浪较比引人注目。秦汉戴了墨镜，还压低了帽子，我果然没有认出来。

第一天10月22日周五 多云

徐鸢：

上午照常七点醒来，昨夜开幕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打了个电话到陈雷单位，他已经开始在看稿了，想来情况还不错。

9点，我准时出发前往上海影城，经过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门口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徐汇房地产交易会正值开幕。与之相比是相对冷清的上海影城门口，少数观众在买票入场，底楼大堂内聚集着许多熟悉的面庞，虞立炜、戴妍、曹峥、阎文亮、张帆、老白都是101的成员或朋友。9：30，我的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一年四季》上演了。

11：00，这部纪录片风格强烈的法国电影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结束了，我们热烈讨论着走出了影城一号厅，大堂里“中国银幕”柜台前银光闪闪，平辉正在接受上视《今日影视》（ENTERTAINMENT TONIGHT）的采访，他手拿《电影双周刊》出的“四十大导与卢米埃”对记者侃侃而谈，我让抓拍了一张照片。

11：15，我们一行人到影城对面的饭店吃省钱省时的咸菜肉丝面，虞立炜焦急地说，连戴伟敏都收到E-MAIL了，“中国脑”还没有收E-MAIL。

原定11：45放映的《对你来说太美丽》被换成了意大利的《语言的世界》，本想捧布莱叶场的我们只能入场随俗，门口有许多观众与工作人员在争吵，以为这是虚假广告。平辉人在大厅心在电影院，终于憋不住，买了张票进场，但由于对此片失望太大而中途退场，虞立炜也退了场，阎文亮想了想但还是留了下来。

看片期间，《上海电视》的曹峻打呼机给我说有《人猿泰山》的新闻发布会，我向他推荐了李欣。据说曹峻叫的快递在国际会议中心门外找到了李欣。

看完平淡无奇的《语言的世界》，我想着它的续集可以叫《THE WORLD IS NOT ENOUGH》，因为它实在可以拍一部间谍电影做续集。在门口遇见了“新主流电影”创始人马宁，我们一起驱车去新光电影院看《我的母亲》。

心跳加速地看完了《我的母亲》，我觉得太累，因此放弃了《情书》，和虞立炜一起驱车去环艺。在新世界商厦对面的报摊买报纸的时候，一位从新光尾随着我们的年青人说：您是徐鸢吗？请问今天的“十日谈”有吗？这一问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原来“十日谈”已经开始有口碑了！

我们和这位上海工程大学的学生一起赶到环艺时，戴伟敏正发送得不亦乐乎，戴霓也在帮忙。令我和虞立炜惊奇的是“十日谈”好象厚了许多，细看原来陈雷做了三张十二个版面。由于版面较多，因此戴伟敏分装时手忙脚乱，多出许多残缺的版面，戴霓拿了一些去复印，我立刻打电话给陈雷要他必须将内容严格控制在两张八个版面，并和林琦商议能否专门派人发送，林琦回答她有考虑到安排专人，但今天“专人”病假，因此从明天起可以正常。戴伟敏说今天陈雷晚发了稿件（10：30），由于做了十二版，内容太大，因此他11：40才收到，一下午又是滴水未进，颗粒未食。我让他去吃饭，戴霓好不容易复印补全了残缺的版面。虞立炜坐在观众入场口边，向循着广告而来的观众派发剩下的“十日谈”。三人围着桌子就着爆米花随意地聊着，虞立炜似乎情绪很低落，我说101让许多人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是我害了大伙。

17：00，我去宝庆路拿昨夜开幕式现场拍的照片，再回环艺赶上18：30的《晚餐游戏》。在环艺门口遇见了陈石韫，没来得及和她约稿。

无聊的《晚餐游戏》散场后，我在场内找到了打着哈欠的陈雷，将照片交给他让他扫描后用并再次关照版面一个都不能多，一个都不能少。

20：45，我和虞立炜赶到了鑫乐普陀电影院看《骇客帝国》，在门口遇见了陆有俊，他笑着说自己就是古马。在剧场内遇见了在《戏剧电影报》上撰文大赞《骇客帝国》的朱培勇，他狐疑地打量着我：“原来你也看商业片？”平辉、杨璐、赵卓辰也在到了场，还有个女孩子和我聊了半天我也没想起她是谁。

回家已是23：45，郝燕来电邀请我参加明晚举行的《中国银幕》记者杯招待酒会，我看一眼电脑，倒头睡着了。

杨璐：

    22日本该轮到我正式出手制作《电影天下特别版》了，中午，我没有下楼去吃饭，而是端坐在电脑前收稿件，此前，我已让同事将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按我的要求设置好了。谁知还是出了事，中午我们公司临时决定开会，我只能丢下已做了一半的稿件，好在还来得及给陈雷打上一个电话，让他代劳。23日出于排片的缘故，也是陈雷代我向卓尚发送。那天，又出了一件事，陈雷清早发出的稿件，戴伟敏居然没有收到，陈雷只能再回到公司里重新发送，那天直到下午四点才将《电影节十日谈》送到环艺。不过，此后的发送开始变得非常顺利，直到30日。

虞立炜：

    22日，电影节观摩开始。早上连续两场都是法国电影，《一年四季》和《对你来说更美丽》。9点15分我到达影城，先挨一记闷棍，《对》片换成了意大利的《语言的世界》。看不到卡罗尔·布盖有点遗憾，不过本来《语言的世界》就是计划中的内容，所以也没什么。12点10分我退场了，在影城大堂晃了无数个来回，让谢晋、李行的声音时不时的传到耳边。午后上海的交通让我、徐鸢、戴妍一路小跑地赶到新光电影院，所幸感到时正好放到片头最后一行字幕，损失不大。《我的母亲》让我享受了整整两个小时。

    随后徐鸢放弃了陈可辛的《情书》和我一起去了环艺，《电影节十日谈》的发送情况明显好转，形势喜人，6点半我进场时已只有寥寥几份了。《晚餐游戏》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普陀看《22世纪杀人网络》，因为耽搁了一些事，我坐到电脑前写《电影节十日谈》稿件时是凌晨2点35分。这是我在本次电影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天看了五部影片，事后才知道这一天我已经完成了电影节三分之一的“功课”了。

赵杰：

    9.30影城“一年四季”   电影节排片表显示该片为“a year in provence” ， 但其实它与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无关，与美食，烈日和拖沓的装修无关。

    11.45影城“股海惊狂”   这部影片和波兰的股市

发展水平相当。

    14.00国泰 “恋别极地”换成“妒火中烧”

    16.15国泰 “危险行动”

    18.30环一 “晚餐游戏”  我观察到徐鸢自始至终坐得很直，他不喜欢这部片子。但无疑它是电影节最好笑的片子。

    20.45环一  “剑与火”   一段史诗，但太长了。

    我本想每日给“十日谈”写一篇没问题，可太累了，第一天就偷懒了。

王毅：

    数字

本届电影节共有来自46个国家地区235家影片公司参赛、参展的影片386部报名，224部参赛参展，其中参赛片19部；共组织大小活动31项。

电影节中国银幕记者杯，共发放选票200张，收回170张，有效164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获奖，得72票。

十天——

一部未完成的纪录片

出品：电影101工作室

编、导、演：

徐  鸢，公务员                   杨  璐，证券投资分析师

虞立炜，动画设计师               戴伟敏，大学干部

李  欣，海外华人                 陈  雷，秘书

平  辉，记者                     阎文亮，飞机维修师

赵  杰，自由职业                 周健蔚，学生

张  帆，大学学生                 孙  洁，大学学生

戴  妍，大学学生                 曹  峥，大学学生

王  毅，记者

图形（由戴伟敏负责）地址路线：

放映时间：

徐鸢：

    1999.10.22到1999.11.1，不过十天的时间，240个小时，对于任何人而言应该都是相当稀松平常的十天。但对于我们而言，这十天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毕竟，任何历史都是个人的历史，对于我们而言，自我书写历史是对自我身份的追认与肯定，毕竟，这十天发生的事没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也最多象看街上花花绿绿、胡闹过分的非法刊物一样，好奇而已。兴头过了，没有人会记得这十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了。

十天之前

徐鸢：

1999.7.3，虞立炜家。电影101工作室上半年度工作小结暨下半年工作计划会。徐鸢、虞立炜、杨璐、周健蔚、陈石韫、杨一敏、陈雷、胡倍芾、阎文亮、戴伟敏出席。李欣去了厦门，平辉上班，因此未出席。

走进虞立炜家已经是1：00，但周健蔚等人坐在虞立炜的床上谈笑风生，客厅的门轻掩着，戴伟敏一本正经地在对着一台摄像机大放高调，这是杨璐安排的一次电视采访，只不过时间稍晚了些，会议因此推迟了近一个小时。

会议内容从标题上一望便知，每个人都被通知必须发言，陈雷不知从哪弄来个数码摄像机拍摄会议花絮。101的工作会议是个非常令人哭笑不得的怪物：会议进行到最后总会跑题，结果许多事不了了之；每个人的思路也无法统一，明明是九不搭八，但还是充满热情地在争论；永远不需要在这种场合许诺，因为变化总是来得太快，许诺会变成今后几个月内的笑谈。如果当时有一个对101一无所知的人旁听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真是个“超现实主义”的行为艺术展。但参加者均乐在其中，因为没有更优秀的人出现，没有更好玩的地方可去。

对于99年上半年101的工作和自己的表现，大伙轮流发言。杨璐首先发言，自言成绩与失误四六开，热情开始减少；陈石韫说自己非常忙，预计要到十月十日以后才有机会为101做事；杨一敏不住地检讨自己，说自己都怕见到101的人，因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陈雷着重谈了自己对梅朵老师的“痴心错付”；胡倍芾说101一定要定位、定位再定位；阎文亮已经着手下半年网络的开拓；虞立炜则谈了“等待电影的日子”活动引来大量影迷但无法组织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我最后发言，面对上半年的工作，我提出了下半年“各有各精彩”、“悠长假期”两点：由于各个理想不一，现状不同，因此在未来之路上自然会有许多不同步之处，各人千万别太把101当回事，自己的生活要放在首要位置，当它与101发生冲突时，一定要选择前者；101的日子纯真而美好，各位就当这是人生驿站，请珍惜在101的日子，那是人生之旅上的一个“悠长假期”，迟早都会如“BEACH BOYS”的结局一样。

随后的下半年工作讨论中夹杂着陈雷灵活的摄影机位转换和大瓶被喝光的可乐七倒八歪，杨璐叫嚷着要看戴锦华的《镜与世俗神话》，大伙都对下半年工作没什么打算，唯一值得讨论的似乎只有10月底举行的电影节。在电影节上我们能干些什么呢？杨璐再次声称他力争拍出他的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剧短片，还提出“等待电影的日子”可以搞个小电影节。我一再请求大伙能早日完稿，内刊三周年号和在10月、11月连出两期的《半月谭》要保证质量。陈雷冷不防地提了个问题：《半月谭》究竟怎么出？是在电影节进行前出还是进行中、进行后出？

1999年9月5日，星期日。一早我便去了浦东海关参加科长资格考试培训，下午再赶到虞立炜家参加《半月谭》编辑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围绕着即将到来的101三周年和《半月谭》的“电影节专号”如何玩，焦点是后者。按目前《半月谭》32开本，近50页左右的内容来看，“电影节专号”可以拆开按电影节的日程安排每天出一期，一期出8页左右，印2张A4的纸排8个版面，每页字数可排700字左右，每天的文字量不超过6000字，每天下午一时出版，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作者和交接工作、费用。我们统计了可能会写稿的作者，共有12位之多，按人平分每人一天写500字就够了。交接上也有问题：每个作者必须要有电脑和E-MAIL，否则稿件无法及时传输。每个作者在结束一天看片后，回家写稿，发E-MAIL给陈雷，第二天正常上班的陈雷在上午之前将所有稿子审完排版，再将稿子E-MAIL至印刷的地方，或打印后快递到印刷场。印刷后再于下午一时左右分送到各大电影院。按每家电影院发50份计，十家电影院一共500份，每位影迷都可以免费获取。这些所有的成本费（包含快递、印刷）目前无法估算，但肯定在2000元以上，这对经费已进入冰川期的101而言无疑是铁达尼遇冰山。

大伙拼凑完这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后都面面相觑，似乎不相信这个计划是从自己嘴里讨论出来的。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些人是要请全休操作的，一问之下只有三个人全休，两个还是要翘课的。杨璐对这个计划不屑一顾：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些劳民伤财的事情？意义何在？

又是一轮艰苦的辩论后，所有人都同意：这份号称完整、真实记录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幕前幕后的杂志将成为电影节史上独一无二的民间记忆，同时它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节史）上第一份完全为普通观众影迷准备的“不可能的礼物”，其意义自有后人评说，我们要做的只是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将它创造出来。

杨璐也肯定了它的意义，但表示如果没有人赞助，他绝不染指“电影节专刊”。之后，我慢慢地说：“没有赞助，自己出钱也要做，电影节一共十天，这本刊物就叫‘电影节十日谈’吧。”

    1999年9月12日下午，有线影视频道在广电大厦演播厅举行“50周年50部经典中国电影评选揭晓晚会”，我在录播现场巧遇电影节组委会执行主任陈晓萌，对于97年第三届电影节的合作我们仍记忆犹新。我终于有机会当着他的面说了两句话：第一，那一年最遗憾的事是最后和我们谈的不是陈晓萌，如果是他，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第二，无论有任何误传，我们认为与陈晓萌先生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同时，我也提到了今年电影节我们会做一本完全免费的、纯为影迷服务的小册子，如果有兴趣可以进一步联络。陈晓萌随和地点了点头，收下了我的名片。

    1999年10月8日，原定18：30开的会因为虞立炜通知上的差错延迟了半个钟头。赶到肯德基后立即进入正题：10月17日“等待电影的日子”特别放映以及“电影节十日谈”的制作。所有人都神色凝重，因为对后者实在是没什么信心。陈雷带来他写的赞助计划的成本高得惊人，杨璐在稿费一栏上重重地划了一个“×”：“跟别人谈赞助，这个费用可去掉，再去掉‘其它类’费用，这个价钱别人也许还能接受。”“电影节十日谈”在各大电影院发送，那让电影院赞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在“十日谈”上还留出了广告位，真正是按价论位。要普通的国营电影院赞助这本杂志好象没什么指望，环艺电影城这类合资影院也许会有意识和兴趣。杨璐、平辉、陈雷负责与环艺协商（除环艺外，其它电影院包括上海影城也在考虑之内），戴伟敏负责询问印刷的地点与成本，因为要印照片，所以对印刷的要求高一些。由于整个流程巨大，所以在操作之前要实战模拟一次，时间未定。会议结束时，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位：请随时随地注意拉赞助，同时，任何人做这件事不要勉强，因为缺了谁都可以照常操作。

1999年10月11日，是杨璐、陈雷、平辉去和环艺谈赞助的日子，我在乍浦路另约了人谈奇斯洛夫斯基。路过国际电影院的时候，发现电影节的片目已经出版，但相当有趣的是只有上册出售（即22日——26日），下册出版之日未定。影院的售票员反映这本书今天刚到，销量远超过当日的电影票、录象票，听完这话，我心头不禁一热：电影节来了！喜欢电影的人也来了！经过一家音像商店，老板看见我手中醒目的黄色排片表，兴奋地让我介绍有哪些美国电影，还拿了枝笔抄下了一些片名，说好多片子已经出过VCD，可以乘机再进一批，再捞一笔。

回家后接到两个电话：虞立炜处传来消息令人惊喜：他下午和“中国脑”（CHINANOW）网站的有关人员闲谈中聊起“电影节十日谈”，“中国脑”很感兴趣，并表示可以考虑收购我们的文章，价格已议。杨璐的消息是：环艺表示了兴趣，但只同意在本院发送，明天听最后回音。

杨璐：

    记忆有时真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虽然两个月前那场可以称得上是轰轰轰烈烈的活动令得自己现在想起来仍是热血沸腾，然而，一些具体的时间却不知藏到了脑海中哪个深处，无法找寻，亦或是当时就没有想过要记下这些日期，因为“101”三年来的奋斗，我们从来想的都是如何再做得好一些，而不是去给自己树碑立传。在这里，我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知道的《电影节十日谈》这份小小的印刷品如何诞生的过程呈现出来，并尽量保持它原来的面貌。

    “101”三年来做得很多事，其起因都非常简单，常常都只是某位成员提出了一个足以令大家兴奋不已的念头，然后就一起努力去实现它。《电影节十日谈》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主意早在电影节开始前的二、三个月里就提起了，并且论证过多次，因为，这项活动对“101”来说可算是三年来最大的一个项目，它将全方位的考核“101”的综合能力。一是“101”的成员有没有可能每天写出那么多稿件，要知道，每人每天一至二篇，都要在看完最后一场电影后才能开始写，还必须是与当天有关的内容，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二是成员间仅靠网络来传送文章，技术上是否有保障，最后确定了向排版的陈雷和印刷的戴伟敏同时发送以确保万无一失的方案。三是陈雷每天早上十点前就要完成稿件的接收的排版，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四是戴伟敏收到后，能不能及时印刷后赶在二点前送到影院。五是连续十天的操作，将耗去不少金钱，财力上已捉襟见肘的“101”能否承担得了。六是电影院会不会同意我们在那里发送。我则从《电影节十日谈》的栏目设置上看出了一些商业可能，于是提出了可以引入广告商的办法，同时提出，为了增加商业含量，也为了提高“101”网络刊物《电影天下》的知名度，《电影天下》将连续十天向网上订户发送《电影节十日谈》的精简版。然而，不擅长谈钱的我们直到九月底仍未能引来一个广告商，大多数参与论证的成员认为，我们有必要为电影节和影迷们献上这样一份东西，即使自己出资也要将它办出来，而我则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赞助的话，将不参与这项活动，稍后，我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旅游。等回到上海时，讨论似乎已有了一个结果，在回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被告知与陈雷一起去环艺电影城商谈赞助的事，条件是让对方可以打上自己的广告。陈雷拿出一份预算表，我一看，要五千元，于是说，这个价钱会把别人吓跑的，然而我拿起笔在那份预算表上粗略估算了一下，写上了一个二千元的数字，我说，这个保底价虽然可能会让“101”贴一点钱，但会比较容易让赞助商接受。会议中，我拨通了环艺电影城负责人之一林小姐的电话，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我们曾在在一次谈话中见过面，那次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接下来的商谈中，我知道这原来是由双方的误会造成的）。出人意料的是，林小姐非常爽快了答应了见面的要求。

    11日晚，我和陈雷如约前往环艺，陈雷迟到了一会，在等待中我先向林小姐介绍了“101”目前的一些情况以及《电影节十日谈》的一些细节，陈雷赶到的后，他又向林小姐具体介绍了这份小册子的栏目设置等，谈话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最后到了摊牌的时候了，我们拿出了二千元的报价，林小姐看了一下，我感觉得到她认为这个价钱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对她说，环艺除了标记外，还可以在《电影节十日谈》上每天刊登一篇自己的介绍，为了促使她拍板，我们又拿出了另一份礼物，除了《电影节十日谈》外，环艺还可以在《电影天下》上出自己的广告。最终，林小姐答应将在第二天与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然后尽快给我们答复，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证在环艺独家发送，我们欣然接受。然而，离开了上海几天的我，可能因为没有参加期间的某次会议，在商谈中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原定要在十家指定影院中同时发送，二是虞立炜此时也正在与网络公司“中国脑”商谈赞助的事。对此毫不知情的我一路带着愉悦的心情往家里赶，如果不是一个重要的拷机响起，可能《电影节十日谈》真的要夭折腹中了。

    这个后来被证明意义重大的拷机是“申江报务导报”的一位负责人打来的，通过他，“申江”一直与“101”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次，他又来约电影节的稿子，并说想要连着做几期，我们大致谈了一下文章可能的格式，然后，我向他介绍了《电影节十日谈》，并说由于赞助商的要求，我们的稿件要保持独家，谁知这位负责人也非常爽快，说如果这样，可以刊登这家赞助商的广告作为补偿，我心中一动，因为这样将会大大提高《电影节十日谈》在发送前的知名度。带着一连串的好消息，我拔通了这次活动的“总指挥”徐鸢的电话，向他汇报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的提出了这次会谈中的失误：如果只能在环艺一家发送，将远远达不到原来设想的效果，能拿到这份小东西的人群也将被大大的限制，而且一旦“中国脑”谈成，我们回绝哪怕一家都会令自己的信誉受损，何况环艺答应出的赞助费只是我们的最低预算，我们仍要贴一些钱，如果加上“中国脑”的出资，我们就完全可以将这项活动的经费打平。他有些怪我太快答应环艺了，此时，我提起了“申江”约稿的事，又说“申江”愿意刊登广告，一个大胆的主意几乎同时在我们两人的脑海中形成，就是环艺、中国脑、卓尚、“101”四家人家一起联手做这件事，其中环艺将拥有印刷品的独家发放权，但要保留其中的20%，让我们隔天在影城发送给圈内人士，因为已经隔天，就不会对环艺构成什么商业上的威胁了，“中国脑”则拥有在主页上的独家版权，卓尚拥有电子刊物的发行权，但必须做部分删减，一方面方便传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国脑”在网络媒体上的独家性。此时，徐鸢又提出，可以在二十日，也就是“申江”出版的时候，出一份《电影节十日谈》特刊，一方面可以检验我们的运作能力，一方面也可以提前为环艺和《电影节十日谈》打开知名度。

    第二天一早，带着这个方案，我们开始了各方电话会谈，先是林小姐来电话，说完全答应昨天我们提的条件，我马上向她提出了新的方案，并说，如果可以的话，“申江”将会在下周出一个将在环艺发放测试版的广告，同时也向她提了我们在经费上的难处，林小姐说环艺这方要再商量一下，并说她将在当天给我答复。隔后不久，虞立炜这边传来了中国脑已同意的消息，接着环艺这边也通过了，我又拿起电话联系卓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卓尚也飞快的答应，然后是“申江”。新方案能够如此顺利的一天内被各方接受，就我认为，“申江”这个广告应该说是起了一个画龙点晴的作用，因为它让《电影节十日谈》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充分的体现了出来。现在，这份小册正式被定位为四方合办，在每期的题头将打上合作四方的名字。

    这也是“101”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做一项不赔钱的项目，但我们更多的是沉浸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出一份与影迷交流、与圈内人士对话、为电影节做记录的刊物的喜悦中。在出测试版前，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环艺，商讨细节，很快确定下了栏目，又定了作者名单，其中有大部分人被要求每天的稿件不得少于两篇，现在想来，我们还是漏了一点，就是不同的栏目要都要的一个固定作者，结果在实际操作中，稿件绝大部分是影评，使得这份小册子多少显得有些单调。

在美國這樣一個具有清教傳統、宗教氣氛濃郁、猶太人掌握話語權的國家裏，《基督受難》引起廣泛的爭議是必然的。梅爾·吉布森顯然知道這一點，沒有採用主流電影的宣傳路數，即使已經有片花在影院放映後，相關的報導依然很少。影片首映如同橫空出世，一時間輿論大嘩，票房隨之節節攀高。

十年磨一劍的梅爾·吉布森是影片最好的賣點。95年他自導自演的《勇敢的心》至今為影迷津津樂道，並使他躋身一線演員的行列。不過那時起他未再執導筒，以演員身份參與的影片水準也略有參差，如今挾昔日餘威捲土重來，果然又是一鳴驚人。

影片拍得很精緻，畫面有古典主義油畫的味道，用光、構圖、色彩都非常講究，輔以音樂的襯托，悲壯壓抑的氣氛貫穿始終，而且在氣勢上沒有任何的中斷和冷場。拍攝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對導演的敍事能力是一個考驗，情節上的起承轉合能做的文章有限，只有利用所有的電影元素渲染出的情緒才是贏得觀眾的不二法門。影片在開始時表現了耶穌內心的交戰、恐懼和對生的誘惑，影像陰冷，應該是帶有導演自身對神之子的觀點和體認。從耶穌被猶大出賣、俯首就擒開始，梅爾·吉布森的個人印記逐漸浮現，我們熟悉的慢鏡和近景的運用開始煽情並主導觀眾的心態。耶穌滿身的血肉模糊把所有的表演化解於無形，其自身形象的建立是由士兵甲乙、群眾若干的反應鏡頭來建構的，演員的作用開始突顯，不過很符號化，多少有點做作，而貝魯奇自毀形象也無濟於事，反派祭司長和一眾祭司表演空間有限，臉譜化了一些，惟有聖母瑪麗亞給人以痛失愛子的悲涼感受，表演層次豐富，令人影響深刻。“基督受刑”和“釘十字架”兩場戲落墨重彩，其過於直接地表現據說直接導致了一位女觀眾的死亡，也同時影響到了影片的評級，但從觀眾的反映看，對基督捨身行為的感動和惻隱超越了流於表面的、對施政者殘酷的恐懼和憤怒。站在宗教的層面對古人和歷史的進行討伐往往可能囿於個人臆斷，悲天憫人才是影片真正的內核，在這一點上梅爾·吉布森做的很成功。

從梅爾·吉布森僅有的兩部導演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悲劇人物和題材的偏好，但華萊士的個人傳奇顯然不適用於本片。“基督受難”在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之間依靠不同的語言和方式、乃至不同的版本傳誦了上千年，任何戲劇化的加工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優劣於是取決於如何“真實再現”。梅爾·吉布森強調影片所有內容都取材于“四福音”書，粗略地對照了《聖經》，出入並不大，當然細節難以深究。梅爾·吉布森無疑是非常聰明的，首先就已經把這個極富爭議性的話題局限在先驗文本的範圍內（一些猶太教派曾一度抗議該片，幾天後就聲息見弱，說明梅爾·吉布森真是有備而來），其次用拉丁語、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的對白，也避免了現代語言歧義上的漏洞，這兩招就足以抵擋任何關於史實方面的口誅筆伐，保障了他在涉及宗教敏感“雷區”時的安全，但同時也就不可能產生類似于馬丁·斯科西斯一樣具有宗教思辯色彩的作品。就一般經驗而言，我認為梅爾·吉布森可能只是想拍一部出色的電影，因此不能，也不必指望本片會比《基督最後的誘惑》走的更遠。

看了一些關於本片的評論，有些觀點認為影片是在“歌頌上帝”，也有人認為是拿“宗教加暴力”做賣點，我認為都對，因為取決於立場。但還有一些在擯棄《聖經》的基礎上進行的立論到讓我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既然否定了《聖經》和耶穌的真實性，再探討影片的真實性是不是有些多餘？而從猶太教派的反對聲中則透出影片“強調是猶太人殺死耶穌”，讓我覺得還有另一個解讀的角度，那就是所謂的“民意”，“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這才是影片想要警醒世人的地方。“上帝的選民”因為嫉恨，用取巧的方式將上帝的兒子送上了十字架，而上了十字架的神之子卻是為了救贖世人，包括殺害他的兇手，沒有比這更荒謬的悖論了。歷史上災難深重、上一世紀近乎滅種的猶太民族在今天的影響力無遠弗界，但那雙沾滿聖血的雙手在跨越千年後再次被啟動，依然在撫弄著敏感的神經。“基督受難”從此也和《約伯記》一樣，成為猶太宗教學說中亙古的話題，一個難以釋懷的夢魘。

題外話：

看完本片後我忽然由梅爾·吉布森聯想到了姜文。兩人都是演而優則導；迄今各有兩部個人作品問世，第一部都是完成個人心結，第二部則踏足敏感題材。梅爾·吉布森的不幸在於他所處的電影環境使他再出色的作品也可能受到“商業性”的詬病，這卻是姜文可以超然的地方。但反過來，梅爾·吉布森可以揭示當今世界強勢文化中最隱秘的瘡疤而無損於——甚至鞏固——他的個人地位，而姜文把即將面臨“集體失憶”的慘痛和人性中難以示人的一面暴露在陽光下時卻無人敢正視並加以打壓，幸與不幸有時真的很難說。

for:52rock

謝謝西貢小姐補充的細節.楊德昌的電影裏總是有那麼一兩個搞笑人物,把一些相對沉重的主題略為釋放,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獨立時代>裏都有類似的符號,或許這也是他和蔡明亮和候孝賢不同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方式,作為著力於都市生活的描述,多少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洋洋僅僅參與了部分情節,但把他作為楊德昌的主觀視點也未嘗不可.冷靜和旁觀正是他一貫的手法.

機緣巧合,看<西貢小姐>和<蝴蝶夫人>的時間間隔很近,所以很不好意思地說,相對而言,我不是很喜歡<西貢小姐>.作為異國戀的悲劇,文藝作品多了去了,<西貢小姐>和<蝴蝶夫人>之所以出名,前者是因為文化強勢,後者則因為文化沉澱.用高雅或通俗去區分純屬狹隘.說實在的,我喜歡歌劇,只要有可能也會去看一次現場版,但更多的時候是聽CD,這和現場聽音樂會不一樣.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樂團和指揮手裏,差別很大,而且有許多即興的成份讓你有意外驚喜.但一出歌劇裏真正讓你喜歡的唱段可能就這麼一兩個,這就使觀賞歌劇成為一種考驗.由於演繹的方式不同,因此在節奏上兩者沒有什麼可比性,但普契尼的版本更為單純,也更為嚴密,一氣呵成,貫穿始終.而<西貢小姐>在題材上就具有排他性,之所以在美國大受歡迎,很大程度上源於至今揮之不去的,纏繞在美國人心頭的越戰惡夢,脫離了這個文化和歷史的背景,<西貢小姐>的意義就會削弱很多.而且劇中人物的行為多少缺乏合理的邏輯,很生硬,即使最後<西貢小姐>自盡讓觀眾震顫了心靈,但總覺得不自然,不那麼順理成章.所以我覺得雖然同為經典,<西貢小姐>無法和<貓>,<歌劇魅影>等平起平坐還是不無道理的.

HHT

《麻將》中的臺北正是迅速膨脹的商業化社會的圖景，跟眼下的上海其實沒什麼差別。《一一》裏的NJ身處低迷IT公司，周圍人心浮躁，大都惟利是圖，內心異常苦悶，這跟我們的環境也差不多。楊德昌對電影裏眾多人物是否定的態度，這在樓上同志的帖子裏沒有見到。我覺得樓上同志應該好好去想一想，你說的文化論，經濟論，這關乎一個電影，有多少的分量？

    因為看到樓上貼的關於電影的書的帖子，才多說幾句。。。。與其讀那些書，不如去好好看看現實。

    楊德昌被你說成個和事佬。在電影中，他所憎惡的和所愛惜的是分明的，甚至是激進的。在《獨立時代》中，是這樣，在《麻將》中是這樣。在《一一》裏，他自陳平和了許多，但對一些人物仍然是嘲諷的態度，因為電影還是在一個世俗的場景中。我說的否定，並非楊德昌就是一個道德的法官（有人曾這樣議論），但他的電影作為一個諷刺劇自然是有立場的，“否定”就沒有所謂的同情？這我沒這樣說。他的電影的力量就在於，少有的清醒，少有的戲劇性組織。他企圖還是很明顯的。其實這種企圖也不必去美化他，讓他失去銳利。

其他。。。不說了。

film101studio

   好象有點跑題,不過還無妨.

   hht兄認為楊德昌對人物的否定,我覺得顯然是沒有讀懂他.楊德昌從來不臧否人物,他影片中流露出的人性關懷絕不亞於其他任何同類型的導演,這恰恰來源於楊德昌對現實生活的體認,所以他不譴責.即使是對小四,也依然是滿懷同情之心.NJ覺得對不起大田,他又能怎樣?在家修養?但生活還是在延續.因為你無法保證在同樣的現實面前能作出更好的選擇.道德正確是容易的,現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理論肯定是不能當飯吃的,但抽去了文化和經濟,你又能在電影裏看到什麼?緣木求魚嗎?

   讀書和現實已經變得像是是孿生兄弟,諸如面對現實,多看點書;或是面對現實,少看點書等等,於是沒能讀成書,現實也看了個模糊,一派兩敗俱傷的局面,為何不可得兼呢?hht兄所提到的現實場景並不錯,但也不儘然,起碼我有過被人看作是不現實的經歷及和我一樣不現實的朋友, 所以我不那麼悲觀.只能說你我對現實的體認和感受有點差異.

   PS.謝謝你附在後面的文章,現在我們知道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了,至少四種.

星星上的花   

也不要緊啊
用一部電影溝通所有觀眾本身就是個奢望
只要命題和受眾有交集哪怕陰影面積很小
導演就沒有白忙活
就象偶家三毛JJ說
“你問我最大的快樂是什麼？我必須坦白的說是「溝通」──跟一個人可以完全「溝通」的時候，那簡直是一種狂喜 。因為我們心裏有許多東西，在和這個社會溝通的時候用不著...”

顧衡

總覺得楊像眼光犀利又鬱積了很多話語的社會評論者，靠電影才發洩了出來；也正因為這種來自內心的言說，才使得一切有了生命力。

HHT

《一一》是那種典型的臺灣中產階級生活，怎麼會“草根”呢？NG住的地段比較中產，他的親戚也都是做生意的。來往朋友也都是體面人，沒有一個窮酸的，那個早年的情人也是常年國內國外的跑。楊德昌擅長的社會諷刺劇，更接近臺灣小劇場的傳統。臺灣的小劇場戲劇，嘲笑政治和各色人物。《獨立時代》裏諷刺他痛恨的庸俗化，人的媚俗、虛偽，道貌岸然的人庸俗化，崇高的藝術也庸俗化。《麻將》則講的庸俗化社會裏的年輕人，老一輩的人還有所顧忌，他們則做的更冷酷更前衛，這樣的現實不就是我們的現實？ 這種冷眼描寫，給人的是一種涼到腳跟的震撼。還好楊德昌還讓馬特拉給我們解除絕望，讓我們保有一些信心，結尾的擁吻也許感情廉價了些，但也好過徹頭徹尾的灰色，起碼我很喜歡。《一一》裏少了之前的那些憤怒（有人說那是說教），吳念真的NG讓人喜歡。NG和日本人的交往，樓主理解成一種溝通，這樣並無不可，但也只讓人一笑。NG說“大田是個好人”，並不光因為大田是個好人，正因為NG身處浮躁的環境，和大田的交往讓NG感覺很好，楊德昌仍是在折射臺北的現實社會。

上海比臺北更庸俗化，同時上海正經歷著《麻將》《獨立時代》中臺北那樣的階段。中國的導演有沒有楊德昌那樣的勇氣和敏銳？

film101studio

   正如一個人隨地吐痰但不影響他上富豪排行榜一樣,"草根"的涵義主要是形容個人的思維,語言及行為方式,與其所處的地位和財富的多寡沒有太大的關係.即使貴如"阿扁","阿蓮",草根特質依然濃烈.在個人的工作經歷中,和臺灣人打過不少交道,彼此間也會用"草根"相戲謔,,可見並不全然帶有貶義的成份.他們為人都不錯,也很熱心,但他們的表達方式我則未必習慣.

   "大田是個好人"也可能只是NJ自己的話語習慣,畢竟他思索比說話的時候要多的多,日本的生存環境也不一定比臺灣更安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都會面臨溝通的困惑,差別在於程度上的不同罷了.然而與能夠溝通的竟然是和你的生活環境和語言全然不同的人,本身就已經值得人們去想一想了.

相對于文化和素養的提升,經濟的發展要容易和快捷得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為其因果關係.而經濟的騰飛而造成文化的缺位,並非臺灣所特有,已然是全球性的話題.臺北我沒有去過,無法比對是不是比上海更庸俗,但個人以為雅和俗從來就是相伴和相對的,即使在紐約和巴黎也是一樣.至於源于自然背景和文化特徵的舉動更難以判斷.在歐洲餐桌吃面吃得呼呼作響是極為失禮的,而在日本卻可能表示是對店主的讚美,誰又是標準呢?文化強勢?我們也未必服氣.

早就買了碟,但一直擱在了那裏.習慣上看臺灣電影的時候,最好是在不會有任何干擾的地方,一旦情緒被打斷,重新培養實在有些難度,而且也會成為從沉悶和緩慢中脫離出來的絕佳理由.

   第一次看<一一>是在某個夜晚.我有個比較特別的習慣,在睡覺前挑張片子看上個5到15分鐘,如果覺得一般般就關機睡覺,覺得不錯就接著往下看,結果就是到了深夜.不過<一一>可是把我整慘了,差不多3小時啊!這是我唯一沒有估計到的情況,搞得第二天有點萎靡不振,但很喜歡這部電影,不久又看了一遍.

    影片開頭就是一個婚禮的場面,伴隨著鋼琴,很細膩溫馨.緊接著一個女聲的喝斥立馬把你拉回到臺灣的"草根"現實,讓您聯想到立法委員在國會打架的新聞不是沒有來由.然後由於祖母摔倒變成植物人,各條故事線開始蔓延開來,相關的角色各自進行著彼此相關或不相關的事情,有時各表一枝,有時又在某一點交匯在一起,楊德昌的確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將視線由一個普通家庭掃描到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和人們的各種心態,於是,現代人的"溝通"障礙清晰地表露在觀眾的面前.夫妻之間,兄弟之間,朋友之間,鄰居之間乃至拍檔之間,類似的溝通障礙幾乎無所不在.從表面上看,大家同在一個屋簷下,天天也是抬頭不見低頭見,通訊的方式方式也越來越簡便,應該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無間",反而造成了溝通的缺失.這種溝通的缺失並不是因為有人心存私念去故意隱瞞,或是導演有心在製造什麼戲劇效果,一幕幕的場景都可以在你們的身邊找到出處,這就不能不佩服楊德昌的洞察力.問題不在於語言,在於人們該怎樣用自己的內心去和別人交流.

    我想喜歡電影的朋友都知道,語言從來就不是,或不僅僅是交流的障礙.於是看到影片中會出現這樣的情節一定是會心的:一個是和主角有業務往來的日本人,他和主角之間都放棄了母語進行交談,但明顯能感受到他們之間的惺惺相惜,在非正常的交流狀況下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溝通.還有就是一直拿照相機拍"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然後給他們自己看的洋洋.一直到祖母去世,他始終未和祖母說過一句話,而在喪禮時則念了他寫給祖母的信,他說他"之所以沒有和婆婆說話,是因為我要說的都是你知道了的."這僅僅是出於年少無知嗎?偏偏他又是不可思議地早熟,於是導演使洋洋本能地具備了說出"皇帝新衣"的能力.劇中的角色設定都是些善良的人們,說明楊德昌的本意並不是要去譴責成年人的虛偽,反而是用一種人性關懷來體諒他們面對生活重壓,帶著面具生活的苦境,於是一個尚未被成人世界所影響的孩子和不屬於同樣文化背景的人成為他傳達內心世界的使者.

    我看的這場電影,觀眾十有八九是是臺灣人,中年以上居多,一是因為臺灣電影,二是因為免費,否則是很難想像一個週末的傍晚有那麼多人會趕到一所大學去看電影.當還不滿十歲的洋洋念出"我覺得我已經老了"時,劇場裏善良的人們發出的笑聲也讓我意識到,楊德昌的"溝通命題"也許還沒有打下第一根樁.

5年前，一个电影爱好者——应该和现在各位一样，对电影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相对固定，片源广且速度快的D商。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位。那时还真是“卖的不如买的精”的年代，从来不用听D商的介绍，当然一半也由于他手头的《米奇马丁的电影录象指南》。日深月久，彼此也成了朋友，FANS也开始为D商提供一些咨询，交换的条件是一可以为他预留一些片子；二是换片子的周期可以延长。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举手之劳，于是相得益彰。
      进入DVD时代后，某天，D商让FANS开张想要的片目，说是制“片”商要根据这张清单去进货。大家既然朋友一场，FANS就正告D商，我要的片子可能都是你卖不掉的，还是算了。但回答却是主流商业片人人抢着做，利润越来越薄，想另僻蹊径。
      两天后，两张A4大小的导演片目交到了D商手里，第一个就是费里尼！其后是安东尼奥尼、安哲罗普洛斯、特吕弗、拉斯冯斯提尔、戈达尔、塔可夫斯基等等。 
    

《罗马风情画》上市后的一个月，上海某宾馆。

在一大叠碟片封面的复印件上，FANS按影片的稀缺程度排了个队，希望D商能按此顺序出片。广东来的D商问他有无兴趣参与一下，FANS婉言谢绝。当时佳作之多难以言表，黑泽明的《影子武士》列于二类中，可想而知。
      CATS说到的某些特权，可能就是与此相类似，的确，这是某种特权。但我想他们实在是无愧于享用的。他们那时的购片环境和观影条件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对经典名片的概念十多年来仅仅停留于一张印刷模糊剧照和不足500字的故事梗概；花钱租录象带通宵拷贝；炎夏酷暑挤着公车穿越大半个上海寻找一张碟片；甚至在戏剧学院教了几十年电影的教授，也来问他借《十月》和《枪杀钢琴师》的录象，因为教授教了那么多年，自己也没有看过！
      这就是现在看起来类似于黑色幽默的FANS的处境，当时却实实在在地、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甚至有些“不择手段”。我不知道他们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但他们的确是真正地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式。
      他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具备改变D商的能量，但他们至少能影响一下“制片”的方式，你应该知道当他们在一些封面上做记号时，是需要一些责任的，而这些责任又是建立在常年对电影抱有热情后的艰苦付出，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市场里是否能看到让你称心满意的片子，相信我，他们仍没有松懈，今天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淘片子、看片子、谈片子，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成功。
      为了我们心中真正的自由电影，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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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份理解和宽容"

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们每次，每次讨论的结束语，不管是什么话题。你知道：面对这几个字我是根本无话可说的。

“主流商业片人人抢着做，利润越来越薄，想另僻蹊径。”
对那位商人的这句回答我刚看到时觉得有点意外，细想来合情合理。必须坦认我自己从未想过做非主流电影也可能是一个“纯商业的动机”。应该检讨自己的商业意识太差，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去。

我记得当年在广东的时候，经常深更半夜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始终都租不到一张可以打发时间填补空虚的VCD，更何况后来电影成为一种追求后身后更是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你应该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如何冲进你的办公室连招呼都不打张口就问某某片子你有没有。
加上我是典型的“非我不取”的人，得不到的东西永远都是心病。多年来与D版碟积怨已深，心怀怨恨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套用蚂蚁的一句话：其实我现在已经是老鼠掉进米缸里。和他唯一不同的是有的老鼠会嘴越来越刁，昨天的宝贝说不定今天已经成了废物。而且我一直都很自私，今天要这种电影，如果到处都有我自然没话说，明天我的口味要是变了，在心里我会要求每位D版商马上配合我的胃口全部改进其他片子。否则我会把他们全部骂个遍。听起来很荒唐却是真实的。欲望的无穷膨胀至今仍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根本无法控制它。很不愿意这样说：很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无法控制它。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些故事“幽默”，我亲身体会过这种辛酸和痛苦，更准确的描叙应该是“折磨”。但你的故事提醒我了：现在最便宜的摄影机都比爱森斯坦当年拍《战舰波将金号》用的要高级得多，周传基先生当年绝无仅有让所有人羡慕不已的观影经验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到。现在即使欲望的控制是不需要的，至少也要加上“充分地把握马上就可以把握的机会”。这句话其实都已经成为口号了，似乎道理人人皆知，我却总也无法做到。
“不管成效如何，永远不要抱怨自己的摄像机不够好，要抱怨就抱怨自己脑子里没画面。”无论如何我会努力，尽管我很可能仍然会让你觉得很失望。
ANYWAY，我已经在做了。

后面的文字委实让我很感动。
还记得我们喋喋不休地争吵的那个问题吗？我总是说不管其他人如何，我的这一笔就至少可以让这几十分钟改观一点点，再一笔，又是一点点。尽管大环境可能无法改变，我对身边我可控制的那个小小的领域总是可以有所建树的。个人的力量永远不容忽视：很可能就因为你故事中的那位FANS两张A4纸就此永远改观了整个上海市D版碟的状况。既然如此，我们曾经的小小努力也可能是可以改观全局的。不是吗？

文革後，“傷痕文學”屢屢見諸報端，但終究沒有面對面過，只有謝芳和李仁堂主演的《淚痕》至今記憶猶新。等看到新時期文學的時候，我也已經過了不諳世事的年齡了。

記得那時候看大型文學雜誌非常是很普遍的事，印象中有《當代》、《花城》、《十月》、《收穫》、《小說月報》、《譯林》等，也正是這個時候看了大量的小說，認識了戴厚英、陸文夫、蘇叔陽、劉心武、王蒙、鄧友梅、馮驥才、陳村、汪曾祺等作家。其中劉心武的《鐘鼓樓》和陸文夫的《美食家》最令我印象深刻，而喜歡上陳村和汪曾祺則是因為他們的散文的文風。

地方特色濃烈的作品總是會受到青睞，尤其是讀者有著在該地的生活經歷或透過其他文藝形式而有著的美好想像。上海是我的出生地，足跡也流連過江浙一帶，自不必說。天津由於味道十足的電影《神鞭》一下子抬升了津派文化的地位，北京就完全是北派文化的代表，其代表人物老舍更是家喻戶曉，一部《茶館》大江南北紅了幾十年依然盛況不減。在歷經三十年的社會動盪之後，《鐘鼓樓》被認為是對轉型後社會風貌描述的畫卷似乎也不為過。

就小說的格局而言，《鐘鼓樓》並不具備《四世同堂》這樣的高度和嚴謹，而且這樣的類比也不合適。劉心武的創作因素更多的是取決於在衝破壓力後的輕鬆，想通過文學手段來表述內心的喜悅和對未來的希望，把筆墨從一座四合院裏一家家的眾生相來反映各個社會層面和人們的心理狀態，情節編排上的硬傷自然不小，畢竟要擠在一天裏去表現沉澱多年的話語，劉心武的功力還是有所不逮，但人物的刻畫到是極為生動出彩，特別在電視劇播放後，人物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很多年以前買過單行本，最近又在圖書館借了新版，唯一變化的就是封面的裝禎。丁聰的插圖還是看著親切。《鐘鼓樓》之後，我沒有再看過劉心武的小說，到是前幾年買過他的一些散文集，但始終讓我念念不忘的，還是《鐘鼓樓》。

畫外音

    10月13日晚，“電影101辦公室”在正式宣佈中止與電影節組委會的合作之後，全體成員在影城對面的“巨星”酒家開會，在長達一個多月的忙碌後第一次能輕鬆地坐在了一起。說來奇怪，眼看著自己辛勤的成果付之東流之後，居然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這是大家所始料不及的。沒有埋怨，也沒有譴責，大家還沒有從原先的緊迫感中調整過來。電影節開幕在即，還有很多事要做，“101”成員原先準備放棄的影片觀摩，隨著志願者工作的結束，重新燃起了欲望。兩年一度的電影節是影迷的盛事，畢竟，在影迷心目中，至高無上是電影本身，而不是電影節。

    離開電影節閉幕已經近一個月了，關於電影節的情況，各地的媒體也紛紛作了評價，眾說紛紜，不一而足。“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也應該為自己所經歷的一切說說自己的心裏話。這些近於“癡”的影迷們之所以對電影節付出如此大的熱情，正是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寄予厚望，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他們自己收集影片，收集資料，寫影評文章，編內部刊物，只希望能為中國電影盡綿薄之力。“電影101辦公室”成立一年多來，許多人以“他們是業餘的”一言鄙之，但正是這些非專業“電影人”做了許多專業人士未想未做的事，“業餘”已成為對自身的一種鞭策。“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在為電影節組委會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之後被一腳踢開，固然反映了他們在許多事情處理上的幼稚和不成熟，究其根本，在於他們錯誤地將自己與電影節的工作成員等同了起來，以為對方也算是“圈中人”，何況又是為了同一目的，即使有些隔閡與分歧也會化解於無形。其實不然，這些“電影圈人士”只是在從事一項職業，從屬一個行政性的機構。在電影節降下帷幕後，他們或許會出沒於電視節、大型文藝晚會，甚至足球賽等等，一切只是身份與名稱上的不同。這些人士很努力，也很用心，但卻缺乏熱情，這也勢必造成電影節的蒼白和乏味。雖然他們一直與“電影”打交道，但電影卻無法融入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並不熱愛。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說這是個“怪圈”，但至今這個怪圈似乎並沒有消失的跡象，影迷們仍然在高牆外，無法知道裏面發生的一切，他們是支持著電影事業的發展卻又很容易被人忽視的一群。電影節給予他們的樂趣是旁人難以想像的，國際電影節的舉辦使他們渴望參與，並希望中國唯一的國際A級電影節成為與戛納、柏林、威尼斯一樣的權威，為此他們願意作出犧牲，去抓住時代賦予的機遇，甚至放棄整個電影節期間的觀摩機會。然而中國電影的“守望者”們並不需要這些，即使在電影真正進入市場後，依然感覺如閒庭信步。與此相比，影迷們的熱情顯得多餘而可笑。在“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分道揚鑣之後，他們甚至連分辯解釋的機會也沒有，更不用說公開坦白自己的觀點了，這是中國影迷的悲哀，也是中國電影的悲哀。

    早在“電影101辦公室”創立之初，電影節活動就已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在中國難得有集中觀看數量如此眾多、風格各異的影片的機會。起初“101”的動機不過是通過多看影片並撰寫影評，提高自己的理論素質和鑒賞水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自娛自樂的狀態，對於如何利用這樣大好的機會，並沒有太具體的想法，機緣巧合，聯繫到了電影節的組委會後，才引發了“電影101辦公室”的大膽設想，即對所有參賽參展影片進行全方位的評價與分析，從中發掘與探討世界電影潮流與中國電影市場的平衡點。這是三屆電影節中一項創舉，也是電影節組委會欣然合作的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就是組委會希望電影節的價值能真正從市場中反映出來，並為以後電影節的籌備提供最原始的資料和理論上的依據。電影市場調研表的設計也正是體現了這一思想，由觀眾對影片作出最直接的資訊回饋，再從這些資訊中去分析影片的市場定位，受歡迎程度，不同層次、地域、年齡的觀眾的欣賞習慣和品味，整個市場調研的操作過程也保證了這份報告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這也正是市場調研最終希望達到的目的所在。“101”成員對整個操作過程作了較為精密的計算，並且制定操作的方式。百般努力到了最後的關頭，卻功虧一簣。

    時至今日，“101”成員們依然沒有找到答案。如果是因為他們提出的志援者電影觀摩券數量令組委會難以接受的話，那麼我們認為造成這樣結果是因為組委會對完成這一系統工程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並沒有作出準確的估計；如果是出於組委會無力承擔相關的支出（為志願者提供電影票、伙食等），那麼志願者出於對電影的熱愛和對組委會現狀的理解，完全不必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而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圓滿解決，更何況在“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洽談合作意向之初及對志願者進行面試時，均已表示可以無償參與電影節的工作；再如果“電影101辦公室”以業餘的身份做了大量工作，使一些人和事變得敏感起來，於是……，當然任何推測都沒有必要了，因為於事無補。志願者招募活動終究會慢慢為人所遺忘，但“電影101辦公室”在某些人眼裏已成為一群“免費觀摩的未遂者”，由此產生的陰影會影響“電影101辦公室”今後的發展，甚至成為一種障礙，他們是不可能去理解“101”成員的所作所為的，在這裏一些原本很單純的行為被覆上了異樣的色彩。電影節期間，“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湧入各放映點挑選自己喜歡的影片，不時看到一些佩帶胸卡的志願者進進出出，並拿出由“101”成員設計的表格請觀眾填寫。“101”成員心中泛起一股股喜悅，也有著淡淡的失落，喜悅的是他們的功夫並沒有白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失落的是一個旨在溝通中外電影世界的絕好機會，被人為地浪費了。這批調查表的歸宿不得而知，此時它們也許與志願者的來信躺在某個角落裏蒙塵。當然你也難說不會在某天打開報紙或雜誌時看到有關電影節的影片調研結果的文章，那麼坦率地說，我們對它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表示懷疑。在10月13日談判的當晚，“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就已經意識到這次談判將決定最終的去留。就影片調研本身而言，當時已經到了“臨界狀態”，排定的日程表繼續推遲，即使最後組委會能答應全部要求，這項活動也將瀕於流產，因為已經沒有時間作操作上的訓練。草率的投入，勢必會使調研活動成功率大打折扣。組委會在這樣的緊要關頭突然反目，已經使雙方都別無選擇。“電影101辦公室”在退出的同時原先這項活動的整體設計和構想也全部改變。在缺乏周密計畫，投入微薄人力的電影節影片調研活動，成為電影節組委會勢成騎虎後不得不為之的應景遊戲。

    還有很多人，將近一千多位寄出了應徵信後卻杳無音信的熱心影迷們，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哪怕是精神上的對他們熱情的回應與補償，儘管中國電影低迷如此，他們依然是忠實的擁躉。他們的思想只可能在你、我、他之間傳遞，無法匯成主流，在他們眼中，電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君王，什麼時候這個君王可能附身聆聽他們的聲音，中國電影也就有了希望。97年11月中，一個不合時令的悶熱的傍晚，“101”成員們和許多新朋友坐在了一起，為實現這個理想努力著。

十天的電影節過去了，但對影迷來說，只要有電影，天天都是節日。

淡出

    進入十月份，電影節進入了倒計時階段，一個反復討論多次，但一直未有結果的問題，已無法讓組委會繼續回避，即影片調研志願者如何觀摩影片。

由於參與影片調研活動的志願者要在現場完成數份問卷表，因此他也必須對影片有所瞭解，若沒看過影片，又怎會知道《教父》不是宗教題材，《剪刀手愛德華》不是兇殺題材的影片呢？在“電影101辦公室”與電影節組委會合作期間，關於參與影片調研活動的志願者看片問題是提及過一次，僅此一次，那是9月18日晚，徐鳶問陳曉萌參與影片調研的志願者如何領票時，陳曉萌回答說在公開售票前領，每個放映點領若干套。隨著組委會與“電影101辦公室”合作的深入，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雙方的話題每每集中在調研細節方面，由於調研表內容的增加，影片調研的隊伍也相應地擴大了。針對這一情況，在9月28日晚，“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就根據志願者的來信作了統籌規劃，電影節期間全市共12家影院14個放映點，每處7人，共98人。其中燎原區（燎原、天山）18人，其中全天候（即整日有空閒者）8人；影城區（影城、衡山、永樂）48人，全天候5人；大光明區（大光明、新光、國泰、廣電）40人，全天候21人；翔鷹區（翔鷹、國際、勝利）38人，全天候25人。每個調研區至少兩名“101”成員，負責工作安排、人員調動，以及和總部（影城）的聯絡，徐鳶、李欣、曹峻、楊一敏、周健蔚都集中在影城區，保證主會場活動的實力。各個區域的負責人不得交叉輪換。影片調研表除了觀眾回答的一份由全部選擇題組成的單場影片調查外，還有一份將每部影片所有場次的調查表匯總後的總評價，而撰寫這份報告的“101”成員必須能夠分頭觀摩所有的影片，這是做好調研工作必要前提的保證，關於這方面的要求早在計畫招募志願者參與市場調研時“101”成員就已向組委會提過，陳曉萌也認為沒有問題，而且當時也並未想到影片調研人數會翻一番。9月29日，虞立煒、徐鳶將市場調研的分區情況向施音達作了說明，並再次提到影片觀摩問題，建議今後由志願者憑影片調研胸卡進入影院，同時談到一些操作上的細節問題。施音達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只需再同陳曉萌商量一下。接下來幾天，“電影辦公室”忙於處理志願者的來信和安排面試，這件事暫時擱了下來。10月7日，“101”成員寄出了影片調研志願者的錄取通知書，徐鳶和陳曉萌商定了志願者大會以及彩排的時間和地點。施音達向徐鳶宣佈了組委會的意見：志願者不能憑胸卡入場，組委會提供觀摩券233張，即放映233部影片，每部影片一張。徐鳶當即表示這樣操作上有難度，因為每個放映點安排七人次全天候（從早場8：50至晚場散場23：00）做調研，233張電影票分至14個放映點為16.6張，16張再分至為期十天的電影節放映即為每天每家放映點1.6張，換言之每兩天每家放映點14人次的調研人員中只有3人可以憑票入場看3場電影，而另外11人次將在電影院外苦等近兩天！這樣可能會影響志願者情緒乃至無法完成調研表，希望組委會能予以考慮通融。施音達將情況向陳曉萌做了彙報，雙方進行了協商，最後陳曉萌拍板提供824張觀摩券，即每場電影一張票，但每家影院志願者減少到5人。10月9日，陳曉萌飛赴北京彙報工作，徐鳶、李欣、施音達繼續商談懸而未決的觀摩券事宜。原定下的824張觀摩券不變，由於“101”成員完成最後的調研總報告，必須觀摩全部影片，另加了233（即每部影片一張）給“電影101辦公室”。同時由組委會出面，聯絡四家廣電局下屬影院（影城、廣電、新光、永樂）尋求幫助，在非雙休日的白天場次中，上座率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影院方面根據市場調研負責人隔夜提供的次日市場調研人員名單，核實胸卡入場觀摩。雙方對此均表示能夠接受。

然而一切要等陳曉萌返滬後才能真正確定下來。10月10日，李欣按約定去影城取排片表，但帶回來的消息讓“101”成員有些不安：前一日討論的結果沒有定論，其中還會有變化存在。當晚虞立煒和施音達通了電話，談了10月11日即第二天全體志願者大會的議程，施音達同時強調影片調研的操作細則不得宣佈，觀摩券情況隻字未提。虞立煒有了不祥的預感，他通知了徐鳶，以防非常情況發生。

10月11日，全體志願者大會在影城第二放映廳召開，陳曉萌作了講話，闡述了電影節影片調研的意義和工作要求，並愉快地談及與“電影101辦公室”的合作，感謝他們利用業餘時間為電影節所作的工作。隨後“電影101辦公室”將志願者按影院的分佈分了組，並明確了負責人，留下證件照和證件拷貝，等候通知。下午接下來又是“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的討論，徐鳶再次要求了志願者的觀摩機會，既然志願者由“電影101辦公室”在負責各方面的事宜，那麼他們必須為志願者爭取些基本權利，否則愧對於人。這樣原先840張觀摩券中，由於廣電下屬的四家影院能提供方便，因此相應減去一些份額即240張，另外的233張觀摩券及要求各影院為志願者提供一些幫助的計畫不變。施音達表示這個方案十分合理，提出明天予以答復。

10月12日，形勢急轉而下。晚上六時，施音達向“101”成員傳達了八條意見：

⑴請明確“101”負責人，由全體認可；

⑵“101”負責人單獨同組委會施音達、張國平聯繫，確定進展事宜；

⑶影片觀摩券數量由組委會秘書處決定，每片一張，嚴禁志願者憑胸卡入場；

⑷志願者無權提出索取觀摩券；

⑸簡化操作模式，將觀摩券直接發到志願者手中，調查表原始資料返回組委會，統一管理；

⑹如“電影101辦公室”繼續與組委會合作，必須簽訂協議，提供雙方的保障與約束；

⑺如“電影101辦公室”無法接受上述提議，請主動退出該項活動，由組委會接管，並移交志願者來信和證件；

⑻“電影101辦公室”對上述決定在24小時內予以答復。

平心而論，在“施八條”出爐之前，“101”內部對參與影片調研人員的看片問題存在不同意見，一方意見是：若不給志願人員看片的機會，那整個影片調研是沒有品質的，因為志願人員若在影院內看片，他們會將觀眾最原始的反應記錄下來（如早退、鼓掌等等），這是從工作上的考慮。另外還有一個原因，“101”本身由影迷組成，雖然在電影節中“101”與志願者（影迷）的工作側重點不一，但為他們爭取一些利益是“101”不可推卸的責任。另一方意見認為現在這個調研活動已經到了非成功不可的地步，它是“101”一個向公眾展示自身能力以及與電影專業人士接觸的良機。組委會已經同意“101”部分人員參加電影節期間的所有學術活動，甚至包括國際影片市場交易會。即使志願者們一張票也沒有，與“101”沒有很大關係，因為“101”已做過努力，只不過結果不令人滿意而已。“101”兩方意見都有道理，一方是為了工作和道義，一方是為了“101”的長遠發展，最終經過激烈的爭論，感情戰勝了理智，“101”成員決定為志願者的利益爭取到底。

  當晚是八運會開幕，由於交通管制，因此“101”臨時會議由徐鳶、曹峻、平輝召開，李欣、虞立煒通過電話參加會議，對組委會前後判若兩人的態度和“施八條”中流露出的通牒式的衙門作風表示震驚和憤怒，“101辦公室”擬定了回函，要求：組委會和“電影101辦公室”同時公開聲明中止合作關係；雙方不得在公開場合作有損于對方的言行，並保留追索的權利；在中止合作即日起24小時內，將所有關於志願者內容的信件、表格資料移交組委會；組委會和“電影101辦公室”均不得以對方名義組織活動；並就上述意見簽署備忘錄。

10月13日晚，“101”全體成員到達影城。按照電影節組委會的要求，“電影101辦公室”由徐鳶作為代表，組委會由張國平作為代表，虞立煒與施音達旁聽，在小會議室做最後的談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八條據說由電影節組委會發佈的意見，張國平聲稱陳曉萌和他本人並不知情，似乎還有商量的餘地。在與張國平會談前，“101”成員與陳曉萌在會議室內巧遇，陳曉萌稱他會與“101”詳談，但後來出席會議的是張國平、施音達。

張國平完全將以前所有的可能性拋開，提議跳出觀摩券的框架，認為現在只該討論如何將影片調研做好，在觀摩券上各執己見是沒有意義的，並表示以前所設計的調查表不符合組委會的要求，必須再做修改。徐鳶、虞立煒則認為在影片觀摩沒有落實的前提下去商議影片調研是根本不實際的。於是張國平提議由他本人負責去和十二家影院負責人去協商憑胸卡入場觀摩，盡可能取消所有觀摩券，在這計畫成功與否未知的情況下，卻要求“電影101辦公室”24小時內提交10天后每家影院、每個時間段、每場影片的志願者名單，屆時按名單對胸卡入場，且不得變更，如名單上的志願者未能按時抵達放映點，其他人不得代替。這種純理論的操作方式摒棄了對一切意外情況發生後應變的可能性，因為他說“一個真正的影迷無論如何也會趕到電影院的”。張國平的觀點發表完畢，徐鳶表示這種影片調研方式“101”無法正常操作，決定中止與組委會的合作。

    10月14日晚，徐鳶、楊一敏將所有志願者的信件、證件與施音達做了簽收，同時提供分區人員清單與情況介紹。10月23日，電影節組委會成員陳曉萌、張國平、施音達在大慶大廈召集志願者會議，出席人數約二、三十位，陳曉萌很委婉地說“電影101辦公室”是未經有關部門批准的“非法組織”，因為一些內部分歧中止了彼此的合作云云。

    10月24日至11月2日，參加影片調研的志願者全部憑胸卡入場，進行了電影節市場調研工作。10月24日-11月2日電影節期間，每個放映點參加影片調研的人員縮至一至二名，大部分調研者沒有按要求進行調研，自問自答完成了調研表。

融入

    在討論電影節調研表的同時，關於電影節志願者具體的招募工作也進入了議程。“電影101辦公室”希望組委會能利用自身的優勢（國際電影節組委會的前身即上海國際電視節組委會）在媒體上作些宣傳工作，具體的操作過程則按此前雙方擬定的方案進行，即由“電影101辦公室”從頭至尾負責志願者從招募、初審、面試、錄用等全部工作，組委會作相應的配合，如提供場地、工具、協調有關方面等等。由於和有關的規定相抵觸，利用電視播放招募啟事的可能性被否決了，但《每週廣播電視報》和《上海電視》上可以用新聞報導方式推出。具體措詞由虞立煒擬定後交組委會審閱並作了修改，上述兩份報刊在9月12日和9月15日分別予以登載，注名應徵者來信交由“電影101辦公室”李欣收，這使得李欣在上海電影愛好者中一夜成名，傳為笑談。

    8月26日，虞立煒在影城與施音達見面，就影片調研的細節作進一步磋商，初定參與調研人員不能低於40名，至少保證每個影院2-3人，完成當日的調查報告。由於影城有三個放映點，對調查表也還沒有進行可行性試驗操作，故不排除擴充影片調研人數的可能性。所有志願者由組委會製作證件，並與影院協調調研人員的工作、休息問題。8月27日，虞立煒將招募志願者的啟事初稿傳至組委會，8月29日收到施音達的傳真回復，再次明確了“電影101辦公室”此前提出的六點建議，並將招募志願者的啟事修改稿一併傳來。虞立煒表示可行，並希望儘快見報。由於稿期關係，登載時間只能排到月中。這樣實際見報時間到發送面試通知僅間隔10天，加上與八運會志願者衝突，“101”成員曾一度擔心來信寥寥，不料9月12日即《每週廣播電視報》實際出版第二天就收到了近七十多封來信，令大家信心倍增。

    9月13日下午，施音達邀請虞立煒在影城見面，對後階段工作進行了佈置，要求“101”成員每日晚六點去組委會收信，然後進行分揀，保證每天有人將所有信件輸入電腦資料庫，同時也將資料庫的結構（輸入的內容）決定下來，另外增加了原先計畫外的接待和銷售工作（主要是電影節相關的紀念品和紀念卡、徽章等），上述工作在9月15日以後啟動。當晚在虞立煒家召開了“101”成員緊急動員會議，與會者有李欣、曹峻、楊璐、陳石韞、周健蔚、戴偉敏、楊一敏、陳震飛等，徐鳶此時因操勞過度住院養病（8月27日-9月18日）。會議由曹峻、虞立煒共同主持，將組委會的要求轉達給了各位，當即將來信作了分揀並分了類，來信按學歷、經驗、對電影熟悉程度等進行了分類，其中電腦較佳者立即投入先期工作。9月15日開始，“101”成員周健蔚天天下午至晚上“蹲點”影城，曹峻、陳石韞、李欣、虞立煒、楊一敏等輪番“出勤”，志願者中的朱萍、熊偉、程思蓮、張炯、徐宏、孫潔、劉樂琦也先後在影城協助工作，由於組委會無法提供辦公桌，因此拆信、分信工作只能在一間小型會議室內進行，擅長電腦的輪流上機，輸入志願者的資料，其餘人則將來信分揀、編號，這項工作直到面試之日即9月28日才告一段落。

    9月18日，虞立煒、李欣將《面試計畫備忘錄》、面試表格欄目設置、志願者回信初稿傳真給了施音達，當天晚上又到影城與施音達一起將一些具體細節加以落實。由於先前的調研表結構起了變化，招募志願者的比例亦作了相應調整，影片調研人員從先前的40人擴展到100人左右，再加上新聞採編30人，市場銷售20人，由於牽涉到新聞的歸口問題和市場銷售的可行性問題，後兩部分的志願者人數最終沒有完全確定，但組委會明確表示確保影片調研的成功是首要重點，不容質疑，“電影101辦公室”也幾乎是以此為主體展開工作的。在9月20日“101”例會上，大家商定了給志願者發麵試通知的方式和時間，將27、28日的面試分上午和下午兩批，並且控制好人數，從應徵者來信中共挑出了四百多位參加面試。9月22日，“101”成員和部分先期志願者將來信編號後裝入信封並開好地址，準備投寄第一批面試通知，25日又寄送了第二批通知。26日，也就是面試的前一天晚上，施音達19：00左右已將面試地點佈置妥當。“電影101辦公室”全體骨幹成員和前期籌備工作志願者朱萍、張炯、劉樂琦、胡倍芾、徐宏、孫潔就以後兩天的志願者面試進行了彩排，對面試志願者所需時間作了精確計算。徐鳶、戴偉敏；楊璐、陳石韞；楊一敏、李欣；陳震飛、虞立煒分成四組，作為主考，其餘人則負責接待和麵試場地的秩序。一切按部就班，只等第二天志願者的到來。

    9月27、28日整整兩天，“電影101辦公室”成員都是在一片熱鬧和忙亂中度過的，志願者絡繹不絕，大家緊張又多少有些興奮，圍繞電影節的一切活動，都是“電影101辦公室”全體成員的共同辛勤努力下換來的成果，個中甘苦難以為人所言表，促使大家起早貪黑、不計代價的內在力量，正是出於對電影的熱愛和彼此相誠相信的凝聚力。這種熱情和感染力同樣影響著志願者們，許多人剛步入面試會場對這些主考先是驚訝，這與他們期望中能見到的電影專業人士是有距離的，但很快他們就被“101”成員對電影的投入所折服，也為“101”成員的真誠付出而打動。同樣，“101”成員也為這麼多的影迷朋友欣然而來深深感動，“101”成員看著這些志願者正如同看著自己，因為如果遭遇同樣的機會，大家無疑也會成為志願者隊伍中的一員。

面試第二天的晚上，“101”成員就面試情況作了總結，先後對三百多張面試表再次作了篩選，新聞採編人員由組委會新聞司管理，不再由“電影101辦公室”處理。市場銷售人員也轉由組委會秘書處張國平負責。這兩部分的面試表格和來信分作兩份移交給了施音達，“101”成員便全身心地投入影片調研。大家將十四個放映點分成了四個區，由曹峻、楊璐、虞立煒、陳震飛分別擔任四區的聯絡負責人，根據志願者的居住地點分到四個區域，被淘汰下來的志願者來信仍按組委會要求輸入電腦，建立檔案庫備察。這樣，電影節影片調研的先期準備工作正式告一段落，在經過一個長長的國慶日後就將開始進入實施階段，主要是電影節開始前夕的培訓工作。將由四位“101”負責人帶同組員熟悉所在影院的影片內容、背景資料、調研表格，組織管理要點等等電影節期間同組委會的具體聯絡方式也專門明確下來，一俟電影節拉開帷幕，每人便可各司其職，盡展所能了。

企畫

    虞立煒是“電影101辦公室”中最早和電影節組委會接觸的。在一次朋友聚會中偶然瞭解到有人和組委會成員相識，通過該人牽線搭橋，97年6月，虞立煒代表“電影101辦公室”走訪電視臺，找到了電影節組委會外聯部成員施音達，並帶去幾期《電影101辦公室》。虞立煒將“電影101辦公室”的源起、成員和一些相關活動一一作了介紹，提出了參與電影節活動的設想，以“電影101辦公室”的特殊身份（介於專業人員和影迷之間的），為電影節組委會做資料翻譯、提供電影和電影人的背景資料、編輯電影節會刊等一系列工作，試圖尋找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施音達對“電影101辦公室”表現出很大的興趣，認為“電影101辦公室”是他所瞭解的類似團體中辦得最好的一個，並很希望“電影101辦公室”成員能幫助組委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由於海外大片引入以後，有關方面開始真正關注電影的市場效應，電影的票房是市場的晴雨錶，反映出觀眾的興趣和影片的賣點所在，電影節組委會也已考慮將市場作為一個參考的重點，為以後電影節的舉辦作出導向性參考，施音達還表示會將《電影101辦公室》會刊和資料移交組委會主要負責人陳曉萌，並相互保持聯絡。

    在“101”成員的例會上，虞立煒將會談的情況告訴了大家，成員們的反應是群情振奮，或許是太過順利了，大家都沒有想到通過某些手續，如協議、意向書之類將這項工作程式化，更沒有收取勞務費之類的想法，只是覺得這是一個使電影節辦得更好，為所有不認識的影迷們服務的好機會。於是當時就將“101”成員有能力參與的工作專案粗略地分了類。由於都沒有過參與大型活動的經驗，對於電影節的操作流程則更是茫然而了無頭緒，只能發揮有限的想像力去假設，對可能發生的情況也無法準確的估計。但不管如何，第一步畢竟是跨了出去，“電影101辦公室”將第一次真正面臨對自身能力的挑戰。

在以後的一個多月裏，虞立煒和施音達又通過幾次電話，並再到電視臺去了一次。施音達已將“電影101辦公室”的會刊遞交給了陳曉萌，由於電影節先期工作忙亂而瑣碎，陳曉萌一直未能明確表示對“電影101辦公室”的看法，興趣自然是有的，但下面的戲究竟如何展開，彼此心裏均沒有底。此時電影節尚未開始造勢，加上八運會風頭正勁。一切準備工作也只是悄然而又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個中細節，“101”成員自然並不清楚。不過等待的時間略嫌漫長了點，虞立煒和徐鳶甚至想這件事也許已經“沒戲”了。

7月22日，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施音達來電邀請“101”成員參加第二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會後陳曉萌將和“101”與會者見面，討論有關合作意向。

新聞發佈會7月29日在上海影城五樓的會議室舉行，各大媒體包括各類專業電影刊物的文藝記者紛紛到場。電影節組委會秘書長張元民宣讀了文告，介紹了本屆電影節的概況、特點，選片工作和參展片的國家和地區等等，並和陳曉萌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電影101辦公室”的徐鳶、虞立煒、李欣、平輝列席了發佈會。

會後，“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和陳曉萌、施音達坐到會議室，正式提出相互合作的意向，確定了“101”參與組委會的工作內容和聯繫人。組委會方面由施音達負責，“101”方面由虞立煒、李欣負責，後經施音達要求，改為虞立煒負責。工作內容由“電影101辦公室”於8月15日前向組委會遞交正式文本備案並報批，關於向全社會徵集電影節志願者的建議也是在這次會面時，由“101”成員提出並得到陳曉萌的首肯，具體的操作執行由施音達和“101”成員協商。兩個多小時會議在友好融洽的氣氛中結束，雙方都覺得自己在書寫電影節歷史上嶄新的一章。

在得到組委會的明確答復後，“101”的成員立即開始了準備工作。8月12日下午虞立煒、李欣、楊一敏到影城（組委會總部設在影城五樓）將“電影101辦公室”工作計畫送交組委會，主要有

1、就全市範圍招集電影節志願者，進行資料採集和聯絡工作，其資格審定和招集由“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完成；

2、撰寫非新聞性的報刊宣傳稿，針對電影節參賽參展影片及到訪人士提供介紹性文字；

3、幫助校對電影節英文資料翻譯稿，在人名、片名的譯法上保持統一；

4、撰寫《每日新聞》稿件；

5、對電影節期間的學術研討會進行採訪和報導工作；

6、為電影節作影片市場調研工作。

這六點計畫是“101”成員在綜合了自身的能力、條件、時間掌握、可行性操作等各項因素後提出的，期間的“101”幾次例會上，大家反復討論了多次，還是覺得這些議題較有把握，操作性強。

施音達也拿出了電影節影片觀摩調查報告的列印稿，這份表格是針對每一部影片所作的總表，調查的主要目的是瞭解影片是否受觀眾的歡迎，與“101”原先設想的針對每一場電影的調查表略有出入，但並不影響具體操作。施音達將表格作了詮釋，強調希望“電影101辦公室”能將這份調查表做好，不僅僅是出於上海國際電影節第一次搞類似的活動，也準備留下一份詳盡的資料為今後電影節的選片工作提供參考。而且表格一式兩份，一份為組委會存檔，一份發送該影片的發行機構。基於這種狀況，虞立煒和李欣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即調查表的初稿遺漏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內容，即被調查者的年齡、性別、學歷、職業等基本資訊，這恰恰是反映出人們的觀看習慣和選片定位，因此要求組委會能夠增加這部分內容，但不久施音達又要求將原來的調查表繼續分細，將各類調查內容如導演、劇本、攝影、音樂等等劃分成若干具體化的選擇欄目，以方便操作。於是虞立煒立即聯絡了戴偉敏、楊璐協同商討細節，將影片分作導演、情節、演員、音樂／歌曲、攝影、音響（同步配音）、剪輯等方面，包括好壞兩種評價各若干原因，並就本屆電影節設計了一些問題。9月21日，關於電影節影片調查表正式定稿，當然比原先的要龐大了許多，並且分作兩部分完成，一份是現場調查，針對每一放映場次的觀眾反映（由影院現場志願者完成），然後在電影節後將這些表格中同一部影片的調查表加以綜合，對該影片的受歡迎程度、觀眾層面、反響和總的評價完成另一份總結性報告，這份報告全部由“電影101辦公室”負責。至此本屆電影節影片調研的規劃階段工作告一段落，不再是做與不做，而是如何做好的問題，具體的執行細節早就已成為“電影101辦公室”例會的主要內容，此時已胸有成竹，隨著開幕時間的臨近，已到了箭在弦上的程度。在討論調研表時產生的一些不愉快隨著工作的具體化在虞立煒的腦海中慢慢淡化了，而它的實際意義到後來才凸現出來。

編者按：第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已經落下了帷幕，“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在這次電影節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令常人難以想像的，徐鳶、楊一敏、虞立煒曾先後病倒；在電影節前期工作進行時正值八運會舉行，交通十分不便，幾乎所有成員到影城上“夜班”都是自己花錢“打的”來回的；甚至面試當天喝的礦泉水也是他們自己湊錢買的。以上提到了只是“101”做出努力中的一、兩個例子，他們的整個身心全部投入到了這場工作中。本文是嚴格參考當時的文字記錄和當事人的回憶（包括日記）整理而成的，文中觀點由作者本人負責。

楔子

從來不知道當一群對電影達到癡迷程度的人聚在了一起，會釋放出多大的能量。早在很多年以前，我們中的一些人從第一張剪報，第一張卡片，有意識地收集了第一份電影雜誌開始，走上了成為影迷的漫漫長路。

他們是痛苦的，在現有體制下，對電影的瞭解只能在文字和劇照間徘徊，為了一部極欲一觀的影片而苦苦尋找它的存在；他們是孤獨的，是在現代商品社會中讓人難以理解的一份子，將自己有限的精力和財力都投入了這一無關職業、無關收入，僅僅因為內心需要才踏入的領域；他們也是甜蜜的，夜晚獨處，看看自己經年累月收集的剪貼資料，打開一摞摞的電影雜誌，觀看收藏的影片，眼裏都跳動著興奮的光芒。這是一個心血的積累過程，他們渴望著交流和碰撞，渴望被人們所理解，渴望在茫茫人海中能有著知己。

    第一次與後來的“101”辦公室成員見面是在《電影故事》編輯部，相互之間是陌生的，個個躊躇滿志，用自信的目光彼此打量著。交流開始了，首次和那麼多與自己有著相同愛好的人坐在一起，相互間因為電影而不再顧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話題的深入，大家的目光又開始重新審視這些已經“熟悉”的陌生人，看到了另一種程度的癡迷而不再沾沾自喜。當然，在短短數小時內，無法全面瞭解各人的水準，評判的標準就是看你對電影、影片的熟悉的程度，而有著共同喜好“目標“的人立時會變得更接近，同時也引發了“如何能看到這些影片”的話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曾有過不少的外國電影周和回顧展，近年來幾近絕跡，唯有兩年一度的國際電影節多少給影迷們帶來一絲欣慰。那段時間對影迷來說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忘我”，腦中裝滿了場次和片名，為了電影，讓生活不再規律；為從兩、三百部影片中僅能選擇四、五十部而絞盡腦汁；為了趕場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來回穿梭，樂此不疲，甚至在節後一兩個月內依然能細細回味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所浮現的心靈昇華和喜悅，一屆電影節的結束僅僅意味著等待下一屆的開始。

    第二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三個月後，96年3月，“超級影迷“們首次亮相，聚集一堂。96年10月，“電影101辦公室”正式推出。97年10月，第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來臨之際，卻也正是“電影101辦公室”一周年紀念之時，這些平時不肯放棄一部好影片的影迷們，卻在這個佳作薈萃的盛事面前作出了異乎尋常的決定，即真正參與到電影節各項活動中去，即使放棄影片也在所不惜。難免有人會問：不看電影的影迷算什麼影迷？其實他們也知道，抵擋電影的誘惑是很難的，但他們希望結識更多的同道。在“101”成員的交談中，曾談到各自在電影節時的經歷，甚至在同一家影院觀摩同一部影片，只是緣慳一面，擦肩而過。相信還會有許多人，許多酷愛電影的人在來去匆匆間錯失了具有相同話題的朋友。電影節正是讓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的最佳契機。投入電影節，成為“電影101辦公室”成員首選的工作重心。

101十周年友人做了祭，匆匆間已不知年華老去，被人猛一提醒，原想應景捋一捋過往的來龍去脈，終於還是放棄。

 無所謂恩義情仇，但免不了過眼雲煙似的傷懷，如同看著一件器物逐漸朽壞，終究不是滋味。作鳥獸散後的感慨卻依然沒有自省的勇氣，文采依然，意思全無。

 拿出十年前的舊文，看的不是內容，所以也無所謂重溫，只為“憶往昔”揮霍不盡的時間和歲月，為的是祭一下曾經不安的青春。

 這一刻，我與電影無關。

賦閑在家，有時會讓人沒了著落。

以前上課，後來上班，不是盼暑假、寒假，就是盼休假，總覺得自己不是牛就是馬，滿腹的委屈。可真的拿到了假期，一刹那的興奮很少能維持超過48小時。不管你是出去旅遊也好、或者讓自己徹底放鬆也好，再不濟僅僅睡懶覺也好，過了這個坎，都是下坡路。

 更不用說是被迫“休假”的。

 以前也有過賦閑在家的時期，而且是主動。但就是這一次嘗到了滋味，就再也不想來第二次。但形勢比人強，於是就不得不把經常叫嚷沒時間、來不及做的事情端上了臺面。

然而悲劇發生了。

工作之餘做的事往往都是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有和工作較勁的意思，絲毫不會影響在班上無精打采而在下班後看碟看到深更半夜。看似異樣，實則是把位置擺正了。幹活是為了吃飯，吃飯是為了活著，那活著又是為了幹什麼？無非就是做點自己想幹的事。

因為工作的關係，很久都沒有寫下片言隻語。

朋友再三相邀，想看看以前的文字，再推，就變的無趣。

打開塵封的記憶，有些許陌生。

可能不會天天來，沒什麼特別的，無非是不喜歡束縛，因為不想把輕鬆的事變成負擔。

雪泥鴻爪間，留一些屬於自己的片段，讓這裏慢慢有家的感覺，人在家裏，心應該是自由的。 心安即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