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一个电影爱好者——应该和现在各位一样，对电影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相对固定，片源广且速度快的D商。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位。那时还真是“卖的不如买的精”的年代，从来不用听D商的介绍，当然一半也由于他手头的《米奇马丁的电影录象指南》。日深月久，彼此也成了朋友，FANS也开始为D商提供一些咨询，交换的条件是一可以为他预留一些片子；二是换片子的周期可以延长。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举手之劳，于是相得益彰。
      进入DVD时代后，某天，D商让FANS开张想要的片目，说是制“片”商要根据这张清单去进货。大家既然朋友一场，FANS就正告D商，我要的片子可能都是你卖不掉的，还是算了。但回答却是主流商业片人人抢着做，利润越来越薄，想另僻蹊径。
      两天后，两张A4大小的导演片目交到了D商手里，第一个就是费里尼！其后是安东尼奥尼、安哲罗普洛斯、特吕弗、拉斯冯斯提尔、戈达尔、塔可夫斯基等等。 
    

《罗马风情画》上市后的一个月，上海某宾馆。

在一大叠碟片封面的复印件上，FANS按影片的稀缺程度排了个队，希望D商能按此顺序出片。广东来的D商问他有无兴趣参与一下，FANS婉言谢绝。当时佳作之多难以言表，黑泽明的《影子武士》列于二类中，可想而知。
      CATS说到的某些特权，可能就是与此相类似，的确，这是某种特权。但我想他们实在是无愧于享用的。他们那时的购片环境和观影条件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对经典名片的概念十多年来仅仅停留于一张印刷模糊剧照和不足500字的故事梗概；花钱租录象带通宵拷贝；炎夏酷暑挤着公车穿越大半个上海寻找一张碟片；甚至在戏剧学院教了几十年电影的教授，也来问他借《十月》和《枪杀钢琴师》的录象，因为教授教了那么多年，自己也没有看过！
      这就是现在看起来类似于黑色幽默的FANS的处境，当时却实实在在地、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甚至有些“不择手段”。我不知道他们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但他们的确是真正地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式。
      他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具备改变D商的能量，但他们至少能影响一下“制片”的方式，你应该知道当他们在一些封面上做记号时，是需要一些责任的，而这些责任又是建立在常年对电影抱有热情后的艰苦付出，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市场里是否能看到让你称心满意的片子，相信我，他们仍没有松懈，今天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淘片子、看片子、谈片子，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成功。
      为了我们心中真正的自由电影，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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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份理解和宽容"

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们每次，每次讨论的结束语，不管是什么话题。你知道：面对这几个字我是根本无话可说的。

“主流商业片人人抢着做，利润越来越薄，想另僻蹊径。”
对那位商人的这句回答我刚看到时觉得有点意外，细想来合情合理。必须坦认我自己从未想过做非主流电影也可能是一个“纯商业的动机”。应该检讨自己的商业意识太差，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去。

我记得当年在广东的时候，经常深更半夜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始终都租不到一张可以打发时间填补空虚的VCD，更何况后来电影成为一种追求后身后更是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你应该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如何冲进你的办公室连招呼都不打张口就问某某片子你有没有。
加上我是典型的“非我不取”的人，得不到的东西永远都是心病。多年来与D版碟积怨已深，心怀怨恨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套用蚂蚁的一句话：其实我现在已经是老鼠掉进米缸里。和他唯一不同的是有的老鼠会嘴越来越刁，昨天的宝贝说不定今天已经成了废物。而且我一直都很自私，今天要这种电影，如果到处都有我自然没话说，明天我的口味要是变了，在心里我会要求每位D版商马上配合我的胃口全部改进其他片子。否则我会把他们全部骂个遍。听起来很荒唐却是真实的。欲望的无穷膨胀至今仍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根本无法控制它。很不愿意这样说：很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无法控制它。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些故事“幽默”，我亲身体会过这种辛酸和痛苦，更准确的描叙应该是“折磨”。但你的故事提醒我了：现在最便宜的摄影机都比爱森斯坦当年拍《战舰波将金号》用的要高级得多，周传基先生当年绝无仅有让所有人羡慕不已的观影经验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到。现在即使欲望的控制是不需要的，至少也要加上“充分地把握马上就可以把握的机会”。这句话其实都已经成为口号了，似乎道理人人皆知，我却总也无法做到。
“不管成效如何，永远不要抱怨自己的摄像机不够好，要抱怨就抱怨自己脑子里没画面。”无论如何我会努力，尽管我很可能仍然会让你觉得很失望。
ANYWAY，我已经在做了。

后面的文字委实让我很感动。
还记得我们喋喋不休地争吵的那个问题吗？我总是说不管其他人如何，我的这一笔就至少可以让这几十分钟改观一点点，再一笔，又是一点点。尽管大环境可能无法改变，我对身边我可控制的那个小小的领域总是可以有所建树的。个人的力量永远不容忽视：很可能就因为你故事中的那位FANS两张A4纸就此永远改观了整个上海市D版碟的状况。既然如此，我们曾经的小小努力也可能是可以改观全局的。不是吗？

文革後，“傷痕文學”屢屢見諸報端，但終究沒有面對面過，只有謝芳和李仁堂主演的《淚痕》至今記憶猶新。等看到新時期文學的時候，我也已經過了不諳世事的年齡了。

記得那時候看大型文學雜誌非常是很普遍的事，印象中有《當代》、《花城》、《十月》、《收穫》、《小說月報》、《譯林》等，也正是這個時候看了大量的小說，認識了戴厚英、陸文夫、蘇叔陽、劉心武、王蒙、鄧友梅、馮驥才、陳村、汪曾祺等作家。其中劉心武的《鐘鼓樓》和陸文夫的《美食家》最令我印象深刻，而喜歡上陳村和汪曾祺則是因為他們的散文的文風。

地方特色濃烈的作品總是會受到青睞，尤其是讀者有著在該地的生活經歷或透過其他文藝形式而有著的美好想像。上海是我的出生地，足跡也流連過江浙一帶，自不必說。天津由於味道十足的電影《神鞭》一下子抬升了津派文化的地位，北京就完全是北派文化的代表，其代表人物老舍更是家喻戶曉，一部《茶館》大江南北紅了幾十年依然盛況不減。在歷經三十年的社會動盪之後，《鐘鼓樓》被認為是對轉型後社會風貌描述的畫卷似乎也不為過。

就小說的格局而言，《鐘鼓樓》並不具備《四世同堂》這樣的高度和嚴謹，而且這樣的類比也不合適。劉心武的創作因素更多的是取決於在衝破壓力後的輕鬆，想通過文學手段來表述內心的喜悅和對未來的希望，把筆墨從一座四合院裏一家家的眾生相來反映各個社會層面和人們的心理狀態，情節編排上的硬傷自然不小，畢竟要擠在一天裏去表現沉澱多年的話語，劉心武的功力還是有所不逮，但人物的刻畫到是極為生動出彩，特別在電視劇播放後，人物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很多年以前買過單行本，最近又在圖書館借了新版，唯一變化的就是封面的裝禎。丁聰的插圖還是看著親切。《鐘鼓樓》之後，我沒有再看過劉心武的小說，到是前幾年買過他的一些散文集，但始終讓我念念不忘的，還是《鐘鼓樓》。

畫外音

    10月13日晚，“電影101辦公室”在正式宣佈中止與電影節組委會的合作之後，全體成員在影城對面的“巨星”酒家開會，在長達一個多月的忙碌後第一次能輕鬆地坐在了一起。說來奇怪，眼看著自己辛勤的成果付之東流之後，居然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這是大家所始料不及的。沒有埋怨，也沒有譴責，大家還沒有從原先的緊迫感中調整過來。電影節開幕在即，還有很多事要做，“101”成員原先準備放棄的影片觀摩，隨著志願者工作的結束，重新燃起了欲望。兩年一度的電影節是影迷的盛事，畢竟，在影迷心目中，至高無上是電影本身，而不是電影節。

    離開電影節閉幕已經近一個月了，關於電影節的情況，各地的媒體也紛紛作了評價，眾說紛紜，不一而足。“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也應該為自己所經歷的一切說說自己的心裏話。這些近於“癡”的影迷們之所以對電影節付出如此大的熱情，正是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寄予厚望，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他們自己收集影片，收集資料，寫影評文章，編內部刊物，只希望能為中國電影盡綿薄之力。“電影101辦公室”成立一年多來，許多人以“他們是業餘的”一言鄙之，但正是這些非專業“電影人”做了許多專業人士未想未做的事，“業餘”已成為對自身的一種鞭策。“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在為電影節組委會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之後被一腳踢開，固然反映了他們在許多事情處理上的幼稚和不成熟，究其根本，在於他們錯誤地將自己與電影節的工作成員等同了起來，以為對方也算是“圈中人”，何況又是為了同一目的，即使有些隔閡與分歧也會化解於無形。其實不然，這些“電影圈人士”只是在從事一項職業，從屬一個行政性的機構。在電影節降下帷幕後，他們或許會出沒於電視節、大型文藝晚會，甚至足球賽等等，一切只是身份與名稱上的不同。這些人士很努力，也很用心，但卻缺乏熱情，這也勢必造成電影節的蒼白和乏味。雖然他們一直與“電影”打交道，但電影卻無法融入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並不熱愛。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說這是個“怪圈”，但至今這個怪圈似乎並沒有消失的跡象，影迷們仍然在高牆外，無法知道裏面發生的一切，他們是支持著電影事業的發展卻又很容易被人忽視的一群。電影節給予他們的樂趣是旁人難以想像的，國際電影節的舉辦使他們渴望參與，並希望中國唯一的國際A級電影節成為與戛納、柏林、威尼斯一樣的權威，為此他們願意作出犧牲，去抓住時代賦予的機遇，甚至放棄整個電影節期間的觀摩機會。然而中國電影的“守望者”們並不需要這些，即使在電影真正進入市場後，依然感覺如閒庭信步。與此相比，影迷們的熱情顯得多餘而可笑。在“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分道揚鑣之後，他們甚至連分辯解釋的機會也沒有，更不用說公開坦白自己的觀點了，這是中國影迷的悲哀，也是中國電影的悲哀。

    早在“電影101辦公室”創立之初，電影節活動就已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在中國難得有集中觀看數量如此眾多、風格各異的影片的機會。起初“101”的動機不過是通過多看影片並撰寫影評，提高自己的理論素質和鑒賞水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自娛自樂的狀態，對於如何利用這樣大好的機會，並沒有太具體的想法，機緣巧合，聯繫到了電影節的組委會後，才引發了“電影101辦公室”的大膽設想，即對所有參賽參展影片進行全方位的評價與分析，從中發掘與探討世界電影潮流與中國電影市場的平衡點。這是三屆電影節中一項創舉，也是電影節組委會欣然合作的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就是組委會希望電影節的價值能真正從市場中反映出來，並為以後電影節的籌備提供最原始的資料和理論上的依據。電影市場調研表的設計也正是體現了這一思想，由觀眾對影片作出最直接的資訊回饋，再從這些資訊中去分析影片的市場定位，受歡迎程度，不同層次、地域、年齡的觀眾的欣賞習慣和品味，整個市場調研的操作過程也保證了這份報告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這也正是市場調研最終希望達到的目的所在。“101”成員對整個操作過程作了較為精密的計算，並且制定操作的方式。百般努力到了最後的關頭，卻功虧一簣。

    時至今日，“101”成員們依然沒有找到答案。如果是因為他們提出的志援者電影觀摩券數量令組委會難以接受的話，那麼我們認為造成這樣結果是因為組委會對完成這一系統工程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並沒有作出準確的估計；如果是出於組委會無力承擔相關的支出（為志願者提供電影票、伙食等），那麼志願者出於對電影的熱愛和對組委會現狀的理解，完全不必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而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圓滿解決，更何況在“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洽談合作意向之初及對志願者進行面試時，均已表示可以無償參與電影節的工作；再如果“電影101辦公室”以業餘的身份做了大量工作，使一些人和事變得敏感起來，於是……，當然任何推測都沒有必要了，因為於事無補。志願者招募活動終究會慢慢為人所遺忘，但“電影101辦公室”在某些人眼裏已成為一群“免費觀摩的未遂者”，由此產生的陰影會影響“電影101辦公室”今後的發展，甚至成為一種障礙，他們是不可能去理解“101”成員的所作所為的，在這裏一些原本很單純的行為被覆上了異樣的色彩。電影節期間，“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湧入各放映點挑選自己喜歡的影片，不時看到一些佩帶胸卡的志願者進進出出，並拿出由“101”成員設計的表格請觀眾填寫。“101”成員心中泛起一股股喜悅，也有著淡淡的失落，喜悅的是他們的功夫並沒有白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失落的是一個旨在溝通中外電影世界的絕好機會，被人為地浪費了。這批調查表的歸宿不得而知，此時它們也許與志願者的來信躺在某個角落裏蒙塵。當然你也難說不會在某天打開報紙或雜誌時看到有關電影節的影片調研結果的文章，那麼坦率地說，我們對它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表示懷疑。在10月13日談判的當晚，“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就已經意識到這次談判將決定最終的去留。就影片調研本身而言，當時已經到了“臨界狀態”，排定的日程表繼續推遲，即使最後組委會能答應全部要求，這項活動也將瀕於流產，因為已經沒有時間作操作上的訓練。草率的投入，勢必會使調研活動成功率大打折扣。組委會在這樣的緊要關頭突然反目，已經使雙方都別無選擇。“電影101辦公室”在退出的同時原先這項活動的整體設計和構想也全部改變。在缺乏周密計畫，投入微薄人力的電影節影片調研活動，成為電影節組委會勢成騎虎後不得不為之的應景遊戲。

    還有很多人，將近一千多位寄出了應徵信後卻杳無音信的熱心影迷們，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哪怕是精神上的對他們熱情的回應與補償，儘管中國電影低迷如此，他們依然是忠實的擁躉。他們的思想只可能在你、我、他之間傳遞，無法匯成主流，在他們眼中，電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君王，什麼時候這個君王可能附身聆聽他們的聲音，中國電影也就有了希望。97年11月中，一個不合時令的悶熱的傍晚，“101”成員們和許多新朋友坐在了一起，為實現這個理想努力著。

十天的電影節過去了，但對影迷來說，只要有電影，天天都是節日。

淡出

    進入十月份，電影節進入了倒計時階段，一個反復討論多次，但一直未有結果的問題，已無法讓組委會繼續回避，即影片調研志願者如何觀摩影片。

由於參與影片調研活動的志願者要在現場完成數份問卷表，因此他也必須對影片有所瞭解，若沒看過影片，又怎會知道《教父》不是宗教題材，《剪刀手愛德華》不是兇殺題材的影片呢？在“電影101辦公室”與電影節組委會合作期間，關於參與影片調研活動的志願者看片問題是提及過一次，僅此一次，那是9月18日晚，徐鳶問陳曉萌參與影片調研的志願者如何領票時，陳曉萌回答說在公開售票前領，每個放映點領若干套。隨著組委會與“電影101辦公室”合作的深入，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雙方的話題每每集中在調研細節方面，由於調研表內容的增加，影片調研的隊伍也相應地擴大了。針對這一情況，在9月28日晚，“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就根據志願者的來信作了統籌規劃，電影節期間全市共12家影院14個放映點，每處7人，共98人。其中燎原區（燎原、天山）18人，其中全天候（即整日有空閒者）8人；影城區（影城、衡山、永樂）48人，全天候5人；大光明區（大光明、新光、國泰、廣電）40人，全天候21人；翔鷹區（翔鷹、國際、勝利）38人，全天候25人。每個調研區至少兩名“101”成員，負責工作安排、人員調動，以及和總部（影城）的聯絡，徐鳶、李欣、曹峻、楊一敏、周健蔚都集中在影城區，保證主會場活動的實力。各個區域的負責人不得交叉輪換。影片調研表除了觀眾回答的一份由全部選擇題組成的單場影片調查外，還有一份將每部影片所有場次的調查表匯總後的總評價，而撰寫這份報告的“101”成員必須能夠分頭觀摩所有的影片，這是做好調研工作必要前提的保證，關於這方面的要求早在計畫招募志願者參與市場調研時“101”成員就已向組委會提過，陳曉萌也認為沒有問題，而且當時也並未想到影片調研人數會翻一番。9月29日，虞立煒、徐鳶將市場調研的分區情況向施音達作了說明，並再次提到影片觀摩問題，建議今後由志願者憑影片調研胸卡進入影院，同時談到一些操作上的細節問題。施音達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只需再同陳曉萌商量一下。接下來幾天，“電影辦公室”忙於處理志願者的來信和安排面試，這件事暫時擱了下來。10月7日，“101”成員寄出了影片調研志願者的錄取通知書，徐鳶和陳曉萌商定了志願者大會以及彩排的時間和地點。施音達向徐鳶宣佈了組委會的意見：志願者不能憑胸卡入場，組委會提供觀摩券233張，即放映233部影片，每部影片一張。徐鳶當即表示這樣操作上有難度，因為每個放映點安排七人次全天候（從早場8：50至晚場散場23：00）做調研，233張電影票分至14個放映點為16.6張，16張再分至為期十天的電影節放映即為每天每家放映點1.6張，換言之每兩天每家放映點14人次的調研人員中只有3人可以憑票入場看3場電影，而另外11人次將在電影院外苦等近兩天！這樣可能會影響志願者情緒乃至無法完成調研表，希望組委會能予以考慮通融。施音達將情況向陳曉萌做了彙報，雙方進行了協商，最後陳曉萌拍板提供824張觀摩券，即每場電影一張票，但每家影院志願者減少到5人。10月9日，陳曉萌飛赴北京彙報工作，徐鳶、李欣、施音達繼續商談懸而未決的觀摩券事宜。原定下的824張觀摩券不變，由於“101”成員完成最後的調研總報告，必須觀摩全部影片，另加了233（即每部影片一張）給“電影101辦公室”。同時由組委會出面，聯絡四家廣電局下屬影院（影城、廣電、新光、永樂）尋求幫助，在非雙休日的白天場次中，上座率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影院方面根據市場調研負責人隔夜提供的次日市場調研人員名單，核實胸卡入場觀摩。雙方對此均表示能夠接受。

然而一切要等陳曉萌返滬後才能真正確定下來。10月10日，李欣按約定去影城取排片表，但帶回來的消息讓“101”成員有些不安：前一日討論的結果沒有定論，其中還會有變化存在。當晚虞立煒和施音達通了電話，談了10月11日即第二天全體志願者大會的議程，施音達同時強調影片調研的操作細則不得宣佈，觀摩券情況隻字未提。虞立煒有了不祥的預感，他通知了徐鳶，以防非常情況發生。

10月11日，全體志願者大會在影城第二放映廳召開，陳曉萌作了講話，闡述了電影節影片調研的意義和工作要求，並愉快地談及與“電影101辦公室”的合作，感謝他們利用業餘時間為電影節所作的工作。隨後“電影101辦公室”將志願者按影院的分佈分了組，並明確了負責人，留下證件照和證件拷貝，等候通知。下午接下來又是“電影101辦公室”與組委會的討論，徐鳶再次要求了志願者的觀摩機會，既然志願者由“電影101辦公室”在負責各方面的事宜，那麼他們必須為志願者爭取些基本權利，否則愧對於人。這樣原先840張觀摩券中，由於廣電下屬的四家影院能提供方便，因此相應減去一些份額即240張，另外的233張觀摩券及要求各影院為志願者提供一些幫助的計畫不變。施音達表示這個方案十分合理，提出明天予以答復。

10月12日，形勢急轉而下。晚上六時，施音達向“101”成員傳達了八條意見：

⑴請明確“101”負責人，由全體認可；

⑵“101”負責人單獨同組委會施音達、張國平聯繫，確定進展事宜；

⑶影片觀摩券數量由組委會秘書處決定，每片一張，嚴禁志願者憑胸卡入場；

⑷志願者無權提出索取觀摩券；

⑸簡化操作模式，將觀摩券直接發到志願者手中，調查表原始資料返回組委會，統一管理；

⑹如“電影101辦公室”繼續與組委會合作，必須簽訂協議，提供雙方的保障與約束；

⑺如“電影101辦公室”無法接受上述提議，請主動退出該項活動，由組委會接管，並移交志願者來信和證件；

⑻“電影101辦公室”對上述決定在24小時內予以答復。

平心而論，在“施八條”出爐之前，“101”內部對參與影片調研人員的看片問題存在不同意見，一方意見是：若不給志願人員看片的機會，那整個影片調研是沒有品質的，因為志願人員若在影院內看片，他們會將觀眾最原始的反應記錄下來（如早退、鼓掌等等），這是從工作上的考慮。另外還有一個原因，“101”本身由影迷組成，雖然在電影節中“101”與志願者（影迷）的工作側重點不一，但為他們爭取一些利益是“101”不可推卸的責任。另一方意見認為現在這個調研活動已經到了非成功不可的地步，它是“101”一個向公眾展示自身能力以及與電影專業人士接觸的良機。組委會已經同意“101”部分人員參加電影節期間的所有學術活動，甚至包括國際影片市場交易會。即使志願者們一張票也沒有，與“101”沒有很大關係，因為“101”已做過努力，只不過結果不令人滿意而已。“101”兩方意見都有道理，一方是為了工作和道義，一方是為了“101”的長遠發展，最終經過激烈的爭論，感情戰勝了理智，“101”成員決定為志願者的利益爭取到底。

  當晚是八運會開幕，由於交通管制，因此“101”臨時會議由徐鳶、曹峻、平輝召開，李欣、虞立煒通過電話參加會議，對組委會前後判若兩人的態度和“施八條”中流露出的通牒式的衙門作風表示震驚和憤怒，“101辦公室”擬定了回函，要求：組委會和“電影101辦公室”同時公開聲明中止合作關係；雙方不得在公開場合作有損于對方的言行，並保留追索的權利；在中止合作即日起24小時內，將所有關於志願者內容的信件、表格資料移交組委會；組委會和“電影101辦公室”均不得以對方名義組織活動；並就上述意見簽署備忘錄。

10月13日晚，“101”全體成員到達影城。按照電影節組委會的要求，“電影101辦公室”由徐鳶作為代表，組委會由張國平作為代表，虞立煒與施音達旁聽，在小會議室做最後的談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八條據說由電影節組委會發佈的意見，張國平聲稱陳曉萌和他本人並不知情，似乎還有商量的餘地。在與張國平會談前，“101”成員與陳曉萌在會議室內巧遇，陳曉萌稱他會與“101”詳談，但後來出席會議的是張國平、施音達。

張國平完全將以前所有的可能性拋開，提議跳出觀摩券的框架，認為現在只該討論如何將影片調研做好，在觀摩券上各執己見是沒有意義的，並表示以前所設計的調查表不符合組委會的要求，必須再做修改。徐鳶、虞立煒則認為在影片觀摩沒有落實的前提下去商議影片調研是根本不實際的。於是張國平提議由他本人負責去和十二家影院負責人去協商憑胸卡入場觀摩，盡可能取消所有觀摩券，在這計畫成功與否未知的情況下，卻要求“電影101辦公室”24小時內提交10天后每家影院、每個時間段、每場影片的志願者名單，屆時按名單對胸卡入場，且不得變更，如名單上的志願者未能按時抵達放映點，其他人不得代替。這種純理論的操作方式摒棄了對一切意外情況發生後應變的可能性，因為他說“一個真正的影迷無論如何也會趕到電影院的”。張國平的觀點發表完畢，徐鳶表示這種影片調研方式“101”無法正常操作，決定中止與組委會的合作。

    10月14日晚，徐鳶、楊一敏將所有志願者的信件、證件與施音達做了簽收，同時提供分區人員清單與情況介紹。10月23日，電影節組委會成員陳曉萌、張國平、施音達在大慶大廈召集志願者會議，出席人數約二、三十位，陳曉萌很委婉地說“電影101辦公室”是未經有關部門批准的“非法組織”，因為一些內部分歧中止了彼此的合作云云。

    10月24日至11月2日，參加影片調研的志願者全部憑胸卡入場，進行了電影節市場調研工作。10月24日-11月2日電影節期間，每個放映點參加影片調研的人員縮至一至二名，大部分調研者沒有按要求進行調研，自問自答完成了調研表。

融入

    在討論電影節調研表的同時，關於電影節志願者具體的招募工作也進入了議程。“電影101辦公室”希望組委會能利用自身的優勢（國際電影節組委會的前身即上海國際電視節組委會）在媒體上作些宣傳工作，具體的操作過程則按此前雙方擬定的方案進行，即由“電影101辦公室”從頭至尾負責志願者從招募、初審、面試、錄用等全部工作，組委會作相應的配合，如提供場地、工具、協調有關方面等等。由於和有關的規定相抵觸，利用電視播放招募啟事的可能性被否決了，但《每週廣播電視報》和《上海電視》上可以用新聞報導方式推出。具體措詞由虞立煒擬定後交組委會審閱並作了修改，上述兩份報刊在9月12日和9月15日分別予以登載，注名應徵者來信交由“電影101辦公室”李欣收，這使得李欣在上海電影愛好者中一夜成名，傳為笑談。

    8月26日，虞立煒在影城與施音達見面，就影片調研的細節作進一步磋商，初定參與調研人員不能低於40名，至少保證每個影院2-3人，完成當日的調查報告。由於影城有三個放映點，對調查表也還沒有進行可行性試驗操作，故不排除擴充影片調研人數的可能性。所有志願者由組委會製作證件，並與影院協調調研人員的工作、休息問題。8月27日，虞立煒將招募志願者的啟事初稿傳至組委會，8月29日收到施音達的傳真回復，再次明確了“電影101辦公室”此前提出的六點建議，並將招募志願者的啟事修改稿一併傳來。虞立煒表示可行，並希望儘快見報。由於稿期關係，登載時間只能排到月中。這樣實際見報時間到發送面試通知僅間隔10天，加上與八運會志願者衝突，“101”成員曾一度擔心來信寥寥，不料9月12日即《每週廣播電視報》實際出版第二天就收到了近七十多封來信，令大家信心倍增。

    9月13日下午，施音達邀請虞立煒在影城見面，對後階段工作進行了佈置，要求“101”成員每日晚六點去組委會收信，然後進行分揀，保證每天有人將所有信件輸入電腦資料庫，同時也將資料庫的結構（輸入的內容）決定下來，另外增加了原先計畫外的接待和銷售工作（主要是電影節相關的紀念品和紀念卡、徽章等），上述工作在9月15日以後啟動。當晚在虞立煒家召開了“101”成員緊急動員會議，與會者有李欣、曹峻、楊璐、陳石韞、周健蔚、戴偉敏、楊一敏、陳震飛等，徐鳶此時因操勞過度住院養病（8月27日-9月18日）。會議由曹峻、虞立煒共同主持，將組委會的要求轉達給了各位，當即將來信作了分揀並分了類，來信按學歷、經驗、對電影熟悉程度等進行了分類，其中電腦較佳者立即投入先期工作。9月15日開始，“101”成員周健蔚天天下午至晚上“蹲點”影城，曹峻、陳石韞、李欣、虞立煒、楊一敏等輪番“出勤”，志願者中的朱萍、熊偉、程思蓮、張炯、徐宏、孫潔、劉樂琦也先後在影城協助工作，由於組委會無法提供辦公桌，因此拆信、分信工作只能在一間小型會議室內進行，擅長電腦的輪流上機，輸入志願者的資料，其餘人則將來信分揀、編號，這項工作直到面試之日即9月28日才告一段落。

    9月18日，虞立煒、李欣將《面試計畫備忘錄》、面試表格欄目設置、志願者回信初稿傳真給了施音達，當天晚上又到影城與施音達一起將一些具體細節加以落實。由於先前的調研表結構起了變化，招募志願者的比例亦作了相應調整，影片調研人員從先前的40人擴展到100人左右，再加上新聞採編30人，市場銷售20人，由於牽涉到新聞的歸口問題和市場銷售的可行性問題，後兩部分的志願者人數最終沒有完全確定，但組委會明確表示確保影片調研的成功是首要重點，不容質疑，“電影101辦公室”也幾乎是以此為主體展開工作的。在9月20日“101”例會上，大家商定了給志願者發麵試通知的方式和時間，將27、28日的面試分上午和下午兩批，並且控制好人數，從應徵者來信中共挑出了四百多位參加面試。9月22日，“101”成員和部分先期志願者將來信編號後裝入信封並開好地址，準備投寄第一批面試通知，25日又寄送了第二批通知。26日，也就是面試的前一天晚上，施音達19：00左右已將面試地點佈置妥當。“電影101辦公室”全體骨幹成員和前期籌備工作志願者朱萍、張炯、劉樂琦、胡倍芾、徐宏、孫潔就以後兩天的志願者面試進行了彩排，對面試志願者所需時間作了精確計算。徐鳶、戴偉敏；楊璐、陳石韞；楊一敏、李欣；陳震飛、虞立煒分成四組，作為主考，其餘人則負責接待和麵試場地的秩序。一切按部就班，只等第二天志願者的到來。

    9月27、28日整整兩天，“電影101辦公室”成員都是在一片熱鬧和忙亂中度過的，志願者絡繹不絕，大家緊張又多少有些興奮，圍繞電影節的一切活動，都是“電影101辦公室”全體成員的共同辛勤努力下換來的成果，個中甘苦難以為人所言表，促使大家起早貪黑、不計代價的內在力量，正是出於對電影的熱愛和彼此相誠相信的凝聚力。這種熱情和感染力同樣影響著志願者們，許多人剛步入面試會場對這些主考先是驚訝，這與他們期望中能見到的電影專業人士是有距離的，但很快他們就被“101”成員對電影的投入所折服，也為“101”成員的真誠付出而打動。同樣，“101”成員也為這麼多的影迷朋友欣然而來深深感動，“101”成員看著這些志願者正如同看著自己，因為如果遭遇同樣的機會，大家無疑也會成為志願者隊伍中的一員。

面試第二天的晚上，“101”成員就面試情況作了總結，先後對三百多張面試表再次作了篩選，新聞採編人員由組委會新聞司管理，不再由“電影101辦公室”處理。市場銷售人員也轉由組委會秘書處張國平負責。這兩部分的面試表格和來信分作兩份移交給了施音達，“101”成員便全身心地投入影片調研。大家將十四個放映點分成了四個區，由曹峻、楊璐、虞立煒、陳震飛分別擔任四區的聯絡負責人，根據志願者的居住地點分到四個區域，被淘汰下來的志願者來信仍按組委會要求輸入電腦，建立檔案庫備察。這樣，電影節影片調研的先期準備工作正式告一段落，在經過一個長長的國慶日後就將開始進入實施階段，主要是電影節開始前夕的培訓工作。將由四位“101”負責人帶同組員熟悉所在影院的影片內容、背景資料、調研表格，組織管理要點等等電影節期間同組委會的具體聯絡方式也專門明確下來，一俟電影節拉開帷幕，每人便可各司其職，盡展所能了。

企畫

    虞立煒是“電影101辦公室”中最早和電影節組委會接觸的。在一次朋友聚會中偶然瞭解到有人和組委會成員相識，通過該人牽線搭橋，97年6月，虞立煒代表“電影101辦公室”走訪電視臺，找到了電影節組委會外聯部成員施音達，並帶去幾期《電影101辦公室》。虞立煒將“電影101辦公室”的源起、成員和一些相關活動一一作了介紹，提出了參與電影節活動的設想，以“電影101辦公室”的特殊身份（介於專業人員和影迷之間的），為電影節組委會做資料翻譯、提供電影和電影人的背景資料、編輯電影節會刊等一系列工作，試圖尋找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施音達對“電影101辦公室”表現出很大的興趣，認為“電影101辦公室”是他所瞭解的類似團體中辦得最好的一個，並很希望“電影101辦公室”成員能幫助組委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由於海外大片引入以後，有關方面開始真正關注電影的市場效應，電影的票房是市場的晴雨錶，反映出觀眾的興趣和影片的賣點所在，電影節組委會也已考慮將市場作為一個參考的重點，為以後電影節的舉辦作出導向性參考，施音達還表示會將《電影101辦公室》會刊和資料移交組委會主要負責人陳曉萌，並相互保持聯絡。

    在“101”成員的例會上，虞立煒將會談的情況告訴了大家，成員們的反應是群情振奮，或許是太過順利了，大家都沒有想到通過某些手續，如協議、意向書之類將這項工作程式化，更沒有收取勞務費之類的想法，只是覺得這是一個使電影節辦得更好，為所有不認識的影迷們服務的好機會。於是當時就將“101”成員有能力參與的工作專案粗略地分了類。由於都沒有過參與大型活動的經驗，對於電影節的操作流程則更是茫然而了無頭緒，只能發揮有限的想像力去假設，對可能發生的情況也無法準確的估計。但不管如何，第一步畢竟是跨了出去，“電影101辦公室”將第一次真正面臨對自身能力的挑戰。

在以後的一個多月裏，虞立煒和施音達又通過幾次電話，並再到電視臺去了一次。施音達已將“電影101辦公室”的會刊遞交給了陳曉萌，由於電影節先期工作忙亂而瑣碎，陳曉萌一直未能明確表示對“電影101辦公室”的看法，興趣自然是有的，但下面的戲究竟如何展開，彼此心裏均沒有底。此時電影節尚未開始造勢，加上八運會風頭正勁。一切準備工作也只是悄然而又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個中細節，“101”成員自然並不清楚。不過等待的時間略嫌漫長了點，虞立煒和徐鳶甚至想這件事也許已經“沒戲”了。

7月22日，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施音達來電邀請“101”成員參加第二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會後陳曉萌將和“101”與會者見面，討論有關合作意向。

新聞發佈會7月29日在上海影城五樓的會議室舉行，各大媒體包括各類專業電影刊物的文藝記者紛紛到場。電影節組委會秘書長張元民宣讀了文告，介紹了本屆電影節的概況、特點，選片工作和參展片的國家和地區等等，並和陳曉萌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電影101辦公室”的徐鳶、虞立煒、李欣、平輝列席了發佈會。

會後，“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和陳曉萌、施音達坐到會議室，正式提出相互合作的意向，確定了“101”參與組委會的工作內容和聯繫人。組委會方面由施音達負責，“101”方面由虞立煒、李欣負責，後經施音達要求，改為虞立煒負責。工作內容由“電影101辦公室”於8月15日前向組委會遞交正式文本備案並報批，關於向全社會徵集電影節志願者的建議也是在這次會面時，由“101”成員提出並得到陳曉萌的首肯，具體的操作執行由施音達和“101”成員協商。兩個多小時會議在友好融洽的氣氛中結束，雙方都覺得自己在書寫電影節歷史上嶄新的一章。

在得到組委會的明確答復後，“101”的成員立即開始了準備工作。8月12日下午虞立煒、李欣、楊一敏到影城（組委會總部設在影城五樓）將“電影101辦公室”工作計畫送交組委會，主要有

1、就全市範圍招集電影節志願者，進行資料採集和聯絡工作，其資格審定和招集由“電影101辦公室”成員完成；

2、撰寫非新聞性的報刊宣傳稿，針對電影節參賽參展影片及到訪人士提供介紹性文字；

3、幫助校對電影節英文資料翻譯稿，在人名、片名的譯法上保持統一；

4、撰寫《每日新聞》稿件；

5、對電影節期間的學術研討會進行採訪和報導工作；

6、為電影節作影片市場調研工作。

這六點計畫是“101”成員在綜合了自身的能力、條件、時間掌握、可行性操作等各項因素後提出的，期間的“101”幾次例會上，大家反復討論了多次，還是覺得這些議題較有把握，操作性強。

施音達也拿出了電影節影片觀摩調查報告的列印稿，這份表格是針對每一部影片所作的總表，調查的主要目的是瞭解影片是否受觀眾的歡迎，與“101”原先設想的針對每一場電影的調查表略有出入，但並不影響具體操作。施音達將表格作了詮釋，強調希望“電影101辦公室”能將這份調查表做好，不僅僅是出於上海國際電影節第一次搞類似的活動，也準備留下一份詳盡的資料為今後電影節的選片工作提供參考。而且表格一式兩份，一份為組委會存檔，一份發送該影片的發行機構。基於這種狀況，虞立煒和李欣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即調查表的初稿遺漏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內容，即被調查者的年齡、性別、學歷、職業等基本資訊，這恰恰是反映出人們的觀看習慣和選片定位，因此要求組委會能夠增加這部分內容，但不久施音達又要求將原來的調查表繼續分細，將各類調查內容如導演、劇本、攝影、音樂等等劃分成若干具體化的選擇欄目，以方便操作。於是虞立煒立即聯絡了戴偉敏、楊璐協同商討細節，將影片分作導演、情節、演員、音樂／歌曲、攝影、音響（同步配音）、剪輯等方面，包括好壞兩種評價各若干原因，並就本屆電影節設計了一些問題。9月21日，關於電影節影片調查表正式定稿，當然比原先的要龐大了許多，並且分作兩部分完成，一份是現場調查，針對每一放映場次的觀眾反映（由影院現場志願者完成），然後在電影節後將這些表格中同一部影片的調查表加以綜合，對該影片的受歡迎程度、觀眾層面、反響和總的評價完成另一份總結性報告，這份報告全部由“電影101辦公室”負責。至此本屆電影節影片調研的規劃階段工作告一段落，不再是做與不做，而是如何做好的問題，具體的執行細節早就已成為“電影101辦公室”例會的主要內容，此時已胸有成竹，隨著開幕時間的臨近，已到了箭在弦上的程度。在討論調研表時產生的一些不愉快隨著工作的具體化在虞立煒的腦海中慢慢淡化了，而它的實際意義到後來才凸現出來。

編者按：第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已經落下了帷幕，“電影101辦公室”的成員們在這次電影節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令常人難以想像的，徐鳶、楊一敏、虞立煒曾先後病倒；在電影節前期工作進行時正值八運會舉行，交通十分不便，幾乎所有成員到影城上“夜班”都是自己花錢“打的”來回的；甚至面試當天喝的礦泉水也是他們自己湊錢買的。以上提到了只是“101”做出努力中的一、兩個例子，他們的整個身心全部投入到了這場工作中。本文是嚴格參考當時的文字記錄和當事人的回憶（包括日記）整理而成的，文中觀點由作者本人負責。

楔子

從來不知道當一群對電影達到癡迷程度的人聚在了一起，會釋放出多大的能量。早在很多年以前，我們中的一些人從第一張剪報，第一張卡片，有意識地收集了第一份電影雜誌開始，走上了成為影迷的漫漫長路。

他們是痛苦的，在現有體制下，對電影的瞭解只能在文字和劇照間徘徊，為了一部極欲一觀的影片而苦苦尋找它的存在；他們是孤獨的，是在現代商品社會中讓人難以理解的一份子，將自己有限的精力和財力都投入了這一無關職業、無關收入，僅僅因為內心需要才踏入的領域；他們也是甜蜜的，夜晚獨處，看看自己經年累月收集的剪貼資料，打開一摞摞的電影雜誌，觀看收藏的影片，眼裏都跳動著興奮的光芒。這是一個心血的積累過程，他們渴望著交流和碰撞，渴望被人們所理解，渴望在茫茫人海中能有著知己。

    第一次與後來的“101”辦公室成員見面是在《電影故事》編輯部，相互之間是陌生的，個個躊躇滿志，用自信的目光彼此打量著。交流開始了，首次和那麼多與自己有著相同愛好的人坐在一起，相互間因為電影而不再顧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話題的深入，大家的目光又開始重新審視這些已經“熟悉”的陌生人，看到了另一種程度的癡迷而不再沾沾自喜。當然，在短短數小時內，無法全面瞭解各人的水準，評判的標準就是看你對電影、影片的熟悉的程度，而有著共同喜好“目標“的人立時會變得更接近，同時也引發了“如何能看到這些影片”的話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曾有過不少的外國電影周和回顧展，近年來幾近絕跡，唯有兩年一度的國際電影節多少給影迷們帶來一絲欣慰。那段時間對影迷來說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忘我”，腦中裝滿了場次和片名，為了電影，讓生活不再規律；為從兩、三百部影片中僅能選擇四、五十部而絞盡腦汁；為了趕場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來回穿梭，樂此不疲，甚至在節後一兩個月內依然能細細回味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所浮現的心靈昇華和喜悅，一屆電影節的結束僅僅意味著等待下一屆的開始。

    第二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三個月後，96年3月，“超級影迷“們首次亮相，聚集一堂。96年10月，“電影101辦公室”正式推出。97年10月，第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來臨之際，卻也正是“電影101辦公室”一周年紀念之時，這些平時不肯放棄一部好影片的影迷們，卻在這個佳作薈萃的盛事面前作出了異乎尋常的決定，即真正參與到電影節各項活動中去，即使放棄影片也在所不惜。難免有人會問：不看電影的影迷算什麼影迷？其實他們也知道，抵擋電影的誘惑是很難的，但他們希望結識更多的同道。在“101”成員的交談中，曾談到各自在電影節時的經歷，甚至在同一家影院觀摩同一部影片，只是緣慳一面，擦肩而過。相信還會有許多人，許多酷愛電影的人在來去匆匆間錯失了具有相同話題的朋友。電影節正是讓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的最佳契機。投入電影節，成為“電影101辦公室”成員首選的工作重心。

101十周年友人做了祭，匆匆間已不知年華老去，被人猛一提醒，原想應景捋一捋過往的來龍去脈，終於還是放棄。

 無所謂恩義情仇，但免不了過眼雲煙似的傷懷，如同看著一件器物逐漸朽壞，終究不是滋味。作鳥獸散後的感慨卻依然沒有自省的勇氣，文采依然，意思全無。

 拿出十年前的舊文，看的不是內容，所以也無所謂重溫，只為“憶往昔”揮霍不盡的時間和歲月，為的是祭一下曾經不安的青春。

 這一刻，我與電影無關。

賦閑在家，有時會讓人沒了著落。

以前上課，後來上班，不是盼暑假、寒假，就是盼休假，總覺得自己不是牛就是馬，滿腹的委屈。可真的拿到了假期，一刹那的興奮很少能維持超過48小時。不管你是出去旅遊也好、或者讓自己徹底放鬆也好，再不濟僅僅睡懶覺也好，過了這個坎，都是下坡路。

 更不用說是被迫“休假”的。

 以前也有過賦閑在家的時期，而且是主動。但就是這一次嘗到了滋味，就再也不想來第二次。但形勢比人強，於是就不得不把經常叫嚷沒時間、來不及做的事情端上了臺面。

然而悲劇發生了。

工作之餘做的事往往都是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有和工作較勁的意思，絲毫不會影響在班上無精打采而在下班後看碟看到深更半夜。看似異樣，實則是把位置擺正了。幹活是為了吃飯，吃飯是為了活著，那活著又是為了幹什麼？無非就是做點自己想幹的事。

因為工作的關係，很久都沒有寫下片言隻語。

朋友再三相邀，想看看以前的文字，再推，就變的無趣。

打開塵封的記憶，有些許陌生。

可能不會天天來，沒什麼特別的，無非是不喜歡束縛，因為不想把輕鬆的事變成負擔。

雪泥鴻爪間，留一些屬於自己的片段，讓這裏慢慢有家的感覺，人在家裏，心應該是自由的。 心安即是家。